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四年前的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为何被提前下岗？》中已经介绍到了在王歧山主政中纪委期间，习近平当年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二秘”徐令义因为在中央办公厅清查令计划余党有功而被提升了正部长级的“中央巡视组”组长，成为名符其实的钦差大臣，所到之处的第一件公事，就是召见省委书记甚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直辖市委书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2016年年中，徐令义担任组长的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江西南昌，美其名曰“回头看”，真实目的是清查此前几天才被从该省省委书记任上提前下岗的强卫的“主要问题”。
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介绍过的那样，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时任江西省长鹿心社接替了强卫的省委书记职务，虽然当时的新华社新闻稿中特别加注了一句“据悉，强卫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但当时的财新网等中国大陆网络媒体的相同内容的新闻稿中，却都故意强调了一句“现年63岁的强卫（1953年3月出生）目前尚未达到正省级65岁的退休年限。”。
与此同时，海外众多华文媒体都争相报道了“强卫被查”的消息，比如其中一篇标题为《未到年龄被解职“先京城，再秦城”？》的报道文章中就这样写道：“亲信接连被抓，个人及家族丑闻频传，卷入周永康令计划政变集团……。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原北京政法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将很快成为另一只大老虎。”
当时的相关内容的海外报道中还披露说：在2012年初，令计划亲自拟定了一份十八大“封官”大名单。在这份被北京官场称为“令计划名单”中，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是未来的公安部长，强卫则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人选。如今强卫退下来后被抓的可能性大……
似乎也是为了证明强卫的不到年龄就被迫从省委书记位置上提前下岗的“与众不同”，二零一六年七月某日的中共驻港媒体《大公报》，特别刊登了一篇报道文章《王儒林、罗志军、强卫卸任省委书记都讲了啥？》，文章中介绍了无论是从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岗位上卸任的王儒林还是从江苏省委书记位置上卸任的罗志军，都在自己被宣布去职的省委干部大会上特别强调了感谢到场的中组部负责人，对他在担任该省省委书记期间的工作表现的肯定，也都强调了自己在该省工作期间的成绩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取得的……。但强卫的讲话内容中都没有这些。
另外，该报道文章中还强调突出了罗志军的讲话主动强调“因为年龄原因，我已过了中央这次对省委换届规定的提名年龄界限，（所以）现在愉快地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云云。但在江西，强卫对中央免职决定的讲话与罗志军的格调似乎大不一样。当习近平的嫡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宣布强卫下台的决定后，强卫在讲话中只是勉强地表示了一句“服从中央决定”，然后就是话里话外地为自己抱屈。他说“我带着一颗真心来，带着一腔真情走。三年前刚来的时候，我向全省承诺，我将虚心学习、忠实履责、清正廉洁。回望过去的三年零三个月，我想，我做到了！我心中充满感恩、欣慰和坦然。我感恩红土地的博大胸怀，欣慰红土地的喜人变化，坦然红土地的清风正气……。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
很显然，强卫的这番告别演说的中心意思就是六个字：“公道自在人心“。
事后有评论说，正是因为强卫的这番话里话外透着“不服气“的告别演说，激怒了当时坐在他旁边的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陈希回到中南海后就向习近平“告了他强卫的刁状”，于是徐令义便奉旨率领第十一中央巡视组再次进驻江西”，清查强卫的遗留问题“。
但事实的真相是，就在强卫被宣布就地免职的次日，徐令义所率领的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即已经进驻南昌，这个时间安排就足以说明无论当时的强卫无论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做出什么样的表态，将他就地免职后立刻由中纪委巡视组前往江西以“回头看”的名义为他罗织罪名，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当时的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江西省开展巡视“回头看”的“工作动员会”，曾经被中共官媒特别报道，所以海外才有了”才从江西省委书记任上下台的强卫已被立案调查“的报道。相关报道中披露，强卫与令计划的私交很深。强卫是令计划的“四大金刚”之一。在2012年初，令计划亲自拟定了一份“十八大封官”大名单。这份名单中强卫则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人选。毕竟其当了8年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对此，习近平很愤怒。
令计划本是二零一五年一月被中纪委宣布“立案审查“，当年七月被宣布”移交司法“的。但因为他被宣布判处无期徒刑的时间，是强卫被宣布从江西省委书记岗位上提前下岗之后的第五天，外界媒体就很自然地把强卫的下台与令计划的下狱联系在一起了。当时的外界报道中还说：在担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后，又与多年掌控中央政法委的周永康多有往来。强卫是周永康提携的政法系统主要接班人之一，实际上他们二人的利益是捆绑的。强卫主政青海时，向周永康的儿子周滨，还有令计划家族的成员输送了很多大项目和利益。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已经介绍了被从江西省委书记岗位上“提前下岗”的强卫，凭他当时已经是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届中央委员和两个不同省份一把手的任职资历， 即使没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晋升政治局委员或者书记处书记，也理应会在完成两届不同省份省委书记任期之后，被犒赏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更何况他二零零七年被提拔为青海省省委书记之前，已经在北京市持续了十五年的副省部级任职资历。与强卫同年出生的习近平是一九九三年晋升福建省省委常委，从此官至副省部级的，而强卫晋升北京市委常委的时间是一九九二年。
一九五三年出生的强卫，说起来还是中共政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最早提拔到正厅局级的“五十后”之一，他一九八四年即被任命为正厅局级的北京化工厂党委书记，时年三十一岁，一九八七年转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时年三十四岁，一九九二年晋升至副 省部级的北京市委常委兼石景山区委书记时，也才三十九岁。此后又先后以北京市委常委身份兼任过北京市委城建工委书记和市委宣传部长，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转行政法系统 ，先后以北京市委常委和北京市委副书记身份，同时或分别兼任过北京市公安局长，北京市纪检委书记和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直到二零零七年三月才异地升职，被委任为青海省省委书记。而他在以市委常委和市委副书记身份兼任北京市“政法王”的这十一年时间里，中央政法委书记先是任建新，后是罗干，而周永康升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在强卫调任青海之后的事情 了。
当然，周永康在主政中央政法委期间看好曾长年担任北京市“政法王”的强卫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无论他强卫在担任青海省委书记期间是否向周永康的儿子周滨输送过“利益”。但强卫当年早早就被安排进入“干部接班第三梯队”和在北京“政法王”位置上苦熬十一年才被再次提拔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喜是悲，肯定都和周永康一点关系没有。
笔者二十多年前在撰写关于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系列文章时，就已经听说过强卫的一些故事，大体内容就是强卫最早是被陈希同之前的那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看好。这位李锡铭在中共建政之初是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团委书记，日后的政坛履历都是在石景山发电厂，直到一九七五年进入国务院部委……。
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因为自己早年的政坛经历，李锡铭尤其重视共青团工作，将曾经在军中服役六年，日后又从工厂工人熬成基层干部的强卫安排为北京团市委书记，日后又让他主政石景山地区，全都是李锡铭的一手操作。
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时年六十六岁的李锡铭未能连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被邓小平下令“退居二线”，担任了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的职务一直都被邓小平认为颇具改革意识的陈希同接任。
一九九五年陈希同下台后，接替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尉健行奉江泽民之命，“细查”陈希同在北京市委和市府内的“余党”，当时一个叫段强的副市长被查出和陈希同“关系密切”，于是被免去副市长职务，兼为正厅局级待遇，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其炎也是因为与陈希同“在政治和组织上不能划清界线“而被降为副部长级待遇。而同时也被调查的强卫被鉴定为与陈希同“只是工作关系”。当时正好赶上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汪统年逾六十，理应“退居二线”，于是尉健行就安排强卫转行政法了。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上的”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名单“中本来是有强卫的名字的，但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党代表们对在北京市的”陈希同旧部“都不看好，所以强卫的得票因为比习近平还低，是谓”名落孙山“。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八日对外公布的按得票多少排序的共计一百五十一名的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倒数第一是习近平，倒数第二是邓朴方，倒数第三是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女排教练出身的袁伟民，倒数第五是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日后成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太子党”刘延东，倒数第七是当时的建设银行兼党委书记王歧山。习近平当年的”孙山“雅号由此而得。
接下来，也是因为从十六大开始接替了江泽民总书记职务的胡锦涛十分体恤自己当年的共青团部下----特别是八十年代的省级共青团委的一把手们，十六大上的党代表们早已经把陈希同的事情忘在了脑后，此前一度因为受陈希同和王宝森案牵连的强卫这才有了出头之日，顺利当选为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二零零七年三月，已经在副省部级岗位上苦苦熬了十五年之久的强卫，终于等到了晋升正省部级的机会，被胡锦涛提名为青海省省委书记。而被他接替的赵乐际则转任陕西省省委书记。
在此之前，赵乐际晋升副省部级的时间比强卫晚三年，但在副省部级岗位上只熬了四年就升任正省部级。
如综上所述，当年的强卫从北京市的基层干部进入共青团系统 ，继而在副省部级苦熬十五年才晋升正省部级的整个过程，应该与令计划或者周永康没有半点关系……。至于后来的强卫到底是不是因为一句“寸心无愧”的自辩而进一步激怒了习近平 ，则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要继续向读者听众们介绍的内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