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十二月四日），中共解放军报刊登一篇评论文章《讲信仰的不能丧失信仰》，文中点名批判自己报社的老社长徐才厚说：“ 像徐才厚那样，管灵魂的出卖灵魂，管反腐的带头腐败，管干部的带头卖官鬻爵，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乐，即使信仰信念讲得再多，理想宗旨说得再好，也都是空言空谈，只能让人产生怀疑，只会遭到官兵唾弃。”
这段话正好总结了当年徐才厚从“基层部队”进入总政领导机关之后的三个晋级台阶，先是“管灵魂”的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社长，在总政治部领导分工中被明确主管宣传部、文化部和群众工作部等；继而是“管反腐”的，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挤走了周子玉，以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身份兼任了中央军委纪委书记职务；然后就是“管干部”的，以总政主任接班人身份和五年之后的军委副主席身份全面撑控中共军中组织和干部系统整整十年。
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过去外界在报道王瑞林时,大都将王瑞林的政治经历说成是一九九零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纪委书记。其实,王瑞林是在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被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王瑞林的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职务改为“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继而于一九九零年六月接替了尤太忠的军纪委书记职务,但并未被安排为总政副主任。一九二年十月王瑞林成为总政治部主任后的半年时间里,他是唯一的一名副主任。
说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是名符其实的“儿皇帝”，应该没有人不同意，但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之后的军委主席职务变得有名有实，也还是在王瑞林的辅佐下逐渐完成的。
有消息说，当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邓小平同意牺牲杨家将时，感激涕零的江泽民当场提出由王瑞林任军委委员并接替杨白冰的军委秘书长职务，但狡猾的邓小平担心如果这样安排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党内外，国内外都会看得明白他邓小平仍还不愿放弃“太上皇”的角色，不过是用自己的家臣王瑞林取代杨家兄弟继续代他邓小平“摄政”，所以答复江泽民说“军委可以不再设秘书长，王瑞林进军委的事情可以从长计议，还是暂时先安排一个总政副主任的职务，协助军委主席多做点实事。”
如此一来，才有了中共十四大后王瑞林被宣布为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的“暂时性安排”，谁想到一“暂时”就“暂时”了整整五年，而且其实还是被安排出任了军委委员。
中共十四大召开两年之后的一九九四年秋的中共四中全会是中共执政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就是该会决议中正式宣布了江泽民政权的“独立自主”。
一九九四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江泽民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并按照常规，于二十八日的闭会当天对外发表“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於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会议结束后，其《决定》全文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而江泽民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则如同他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就职演说”一样，至今仍然是“限制级”作品，其全文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见报，只是作为党的秘密文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作了传达。
对比一下“江核心”在此之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会议《决定》及所谓江泽民同时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这次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内容之所以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於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为了证实《决定》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仔细分析已发表《决定》全文,就不难发现其中有一处最为关键的内容,在四中全会结束当天发表的《会议公报》中没有引述。
这段内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包括:“在组织建设方面，恢复和逐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於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於是以党“法”的形式正式宣布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已经结束，“江核心”的实际政治地位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职有权的“决策人”。
四中全会《决定》正式公布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各大官方媒体奉命开足马力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连篇累牍的理论文章、政治社论等,都在刻意向党内党外、海内海外提醒“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是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标志……,目的是希望外界能够因此由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邓小平时代”正式开始的政治标志,自然联想到十四届四中全会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江泽民时代”正式开始的政治宣言。
为此,当时的《解放军报》上曾用了半版篇幅发表了三张尺寸基本相同，被摄者的姿式几乎一样的“领袖照片”，照片上的三个被摄者分别是不同时代的三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张照片的排列顺序是：摄於一九六二年的毛泽东照片横置於报纸的左上方，摄於一九九三年江泽民照片横置於毛泽东照片之下，版面右上角是《解放军报》报头及发行日期，报头下面是竖放的邓小平照片，摄於一九八八年。
从三张照片的选题及整个版面布局来看，策划者确实是大费了一番苦心。照理说,到当时为止的中共建政史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不是三任而是四任,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还有一个华国锋。虽然无视历史事实的《解放军报》不可能把华国锋同毛、邓、江一起宣传，但该报把这三个人的照片并列排放的做法，给读者的第一个视觉效果就是令人直接联想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都把华国锋与毛泽东画象并列的历史。
当时的《解放军报》上这种把江泽民与毛泽东、邓小平三人只分先后,不分高低的排列方式，除了直接达到将江泽民吹捧成中共党史上的“三位历史巨人”之一的宣传效果，同时也是为了向外界宣示：前任军委主席邓小平也已经同毛泽东一样，已经是“过去时”，而江泽民这位军委主席才是“现在进行时”；中共党史、军史上的“邓小平时代”已经完结，中共政权已经开始了真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纪元”。
而解放军报当时的这番“独具匠心”的策划者就是正在向孙忠同交付该报社社长职务的徐才厚，令江泽民“龙颜大悦”。日后发生的故事，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