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所致悼词中把从江泽民从1989年6月开始的13年“领导核心”经历大吹特吹，但事实上直到中共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身受邓小平、陈云以及杨尚昆兄弟三重制约的江泽民并不比此前胡耀邦当总书记时的“儿皇帝“日子好过。
比较之后，笔者发现习近平为江泽民所致的悼词中有许多处此前陆续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及《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两篇长文中没有出现过的内容，比如“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可谓临危受命。江泽民同志坚定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临危受命“的形容到也符合当时的情境。2009年4月23日，退休的江泽民到访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时曾信口回顾： （当年）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了，所以邓小平同志跟我讲话，说“中央都决定啦，你来当总书记”，我说另请高明吧！ 我实在我也不是谦虚，我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了呢？
至于习近平悼词中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的表态虽然确有其事，但那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标志着他江泽民总算坐稳了屁股底下的总书记宝座之后的事情。
话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北京城里的血腥场面而告结束,对整个共产党政权来讲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当年的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结论肯定是截然相反。但对江泽民个人来讲,他毫无疑问是“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在1989年的学潮镇压事件决策过程中,李鹏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无需赘述。但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的下台,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式组成，人们才突然发现李鹏虽然在“六四”镇压决策的形成过程中押进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赌注,并成功地借此机会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赵紫阳,但此后邓小平及其他幕后政治元老却没有根据“论功行赏”的常理,让他李鹏接替赵紫阳的职务。
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包括一些在“六四”镇压和事后政治清查过程中惨遭迫害的政治异己分子,都已开始称赞邓小平的“明智”,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对“六四”镇压的仇恨完全集中到李鹏一人身上。害得李鹏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子女和亲信之口,对外解释他李鹏并无调兵之权。言下之意,让他李鹏一人承担“六四”镇压责任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李鹏当年自认为自己也将会在打翻赵紫阳后便成功地取而代之,没有想到在他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后也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在付出了召至千夫所指的沉重政治代价之后,在邓小平那里并非得到应有的政治补偿。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邓小平犹豫再三还是让他李鹏继续保持了一届总理职务,而姚依林干脆就被邓小平逼出政坛,回家当了寓公。如此不“公平”的政治现实令姚依林恶气难咽、悲愤满腔,终于过早离开了人世(与邓小平和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世时间相比,姚依林的死期至少应该推后十五年)。
所以,当时的北京人说李鹏为“六四”镇压当了“冤大头”,并不是说他在这场镇压的决策过程中的表现情有可原,而是讽剌他的政治低能,虽有足够的勇气为一场血腥镇压行动冲锋陷阵,却没有足够的智谋角逐领导核心的职位;更没有足够的胆量向邓小平等人要求“论功行赏”。
1989年的六四镇压之前，当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带动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全民经商大潮时,不知是谁人率先发明,把国家职工,特别是国家机关干部毅然辞去“大锅饭”公职到商海里弄潮称之为“下海”。如今,对岸的台湾同胞对这种说法听得时间长了,也已经见怪不怪。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许多到中国大陆的台商确实曾经对此目瞪口呆,因为在台湾早已经习惯把良家妇女因为生活所迫坠入风尘称之为“下海”。曾有一个台商回忆说,当年他初到大陆,常常听一些党政官员以非常羡慕或嫉妒的口吻议论某某人已经“下海”,感觉十分奇怪。再听到关于许多高级干部子女,甚至邓小平的家人都已经“下海”,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不至于吧?”
这些台胞们当年更不知道的是,当时北京的政治圈子里,居然把进入中南海决策核心也称之为“下海”。若形容某人背景通天,就会说此人“下海如履平地”,意思是此人是随时出入中南海的本事。沿此习惯,无论是中南海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些私下里以针贬台前领导人为乐的政治元老子女们,当时一提起江泽民刚刚坐上总书记宝座的那段时间,便用“下海之初,毫无信心”形容。
据“六四”事件前在上海市委接近江泽民的人士回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泽民被中央派专机接去北京后,上海市委一班人都还自作聪明地分析,一定是因为北京方面事态紧急,接江泽民去参加政治局会议而已。
“六四”枪声刚过,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部署对北京“平暴”必须统一宣传口径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上,除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而外,还赫然落有江泽民的签名。但当时江泽民的名字是排在上述人等之后。据此，当时的上海市委又有人自作聪明地分析:看来胡启立和芮杏文两人中至少有一人会因为“反对动乱不利”而“中箭落马”。既然中央十分肯定上海市委对导报事件处理得果断、及时,那么江泽民无疑是因此政绩而上调北京主管意识形态。此分析被转达给江泽民夫人王冶坪女士后,目击者用“如五雷击顶”描述当时王冶坪的表情。
既然江夫人对丈夫进京主管意识形态都认为是“大祸临头”,那么在听到邓小平在“‘六四’屠夫”的一片叫骂声中居然把自己的夫君拉去作赵紫阳替身的消息,第一反应恐怕不会是“夫贵妻荣”。
事实上从1989年5月底底进京被邓小平召见,到正式登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不但拒绝接家眷进京,自己也要求中央办公厅暂时不要给他正式安排住房。登基后的开始几个月里,江泽民除了外出开会、巡视,平时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中南海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室。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地点面积不大,除了秘书、勤杂人员的用房外,每个书记处书记都有单独的一所套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唯独原来给胡耀邦用的一套办公室面积最大、设备最全,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供休息用的套间。胡耀邦主政年代,因为工作忙顾不上回家时常常就便住在这里。从1989年5月底开始,过去的胡耀邦为自己设计的这个小天地被江泽民占领,白天在此办公,晚上就睡在这里。
在家眷没有进京前,结发妻子王冶坪最知丈夫此时的苦恼和压力,特别要求上海市委办公厅将刚买不久的一台聂耳牌立式钢琴运到江泽民处,以供他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人独奏,排遣心头的不知所措。何以解忧？唯有钢琴！被当时的中南海工作人员形容成勤政殿里的“夜半琴声“！
“六四”镇压的枪声刚刚平息,江泽民还没有正式登基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家里召见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以及杨尚昆、万里等人,谦虚地表示:“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世界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的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
邓小平这里说的“并不算很成功”的所谓“过去的那种办法”,自然是指中共党十三大之后党内专门作出决议由他垂帘听政的办法。十三大之前,邓小平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的一把手,但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三重身份,出席党的最高决策会议合理合法。而且当时所有政治局成员随时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只要他在某一问题上表态,无人敢不随声唱和,故在表面上绝对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掌声中从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座位上走到过去赵紫阳坐的地方,张嘴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必要的谦虚之外,对自己当时的心理压力之大,似乎并不想掩饰。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对挽救政权颓势实在没有多大信心。
上台之后,江泽民自己如何看待“六四”镇压的惨烈结局给中共政权执政合法性带带来的巨大损害当然不能轻言与外人,但从他的就职演说中,把自己登基的那一时刻形容成“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会相信这纯粹是在舒发“临危受命”的光荣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
“六四”镇压过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整个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里,人们的牢骚、愤怨祗能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发泄。当时流行的一则政治笑话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李瑞环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时误入一家卡拉OK歌厅,面对歌厅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长在流行歌曲目录上各点了一首“你最喜爱的歌”。杨尚昆先点一首《我想有个家》,李鹏接点一首《我不是个坏小孩》,李瑞环点了《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轮到总书记“钦点”时,一首《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最能表达这位“儿皇帝”此时心情的酸楚。
这四首歌是当时中国大陆青年人中谁都能哼出两句的流行名曲,给杨尚昆安上《我想有个家》,是因为此时杨尚昆已经丧偶;《我不是个坏小孩》安给李鹏,是讽剌他因为“六四”镇压而成为千夫所指;李瑞环木匠出身,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才疏学浅,但当时却显得相对开明,故让他说明自己“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而江泽民的“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更是形象地讽剌了江泽民日夜担心自己是否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下场。自称从小喜好古典诗词的江泽民到此才真正体会出何谓“高处不胜寒”。
这一切都说明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其心境并不仅仅是象他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所表白的,“没有思想准备”,而是对挽救政权颓势根本没有信心。
当时,北京还有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某一日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路遇一驴挡道。邓小平要求此三人设法将驴轰走,杨尚昆和李鹏轮番向驴子大吼:“再不走开小平同志要派戒严部队了”。驴子置若罔闻。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泽民身上,只见江泽民不紧不慢地走到驴子身边附耳低语几句,驴子抬腿就跑。
于是,邓小平好奇地问道:“你同那驴子说什么竟把它吓成那个样子?”江泽民答曰:“我只是告诉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选你当下届总书记了’。”
这则讽剌笑话虽有点刻薄,但依江泽民当时的心境,那种在邓小平、陈云等超级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多说半句话”,在杨家兄弟面前随时都要听命摆布的“一国之君”,当得也实在有些窝囊。
“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对晋献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门”,深感无所适从。而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两年半时间内的江泽民,说起来也是“一国之君”,身居党、军最高权位,但事实上却同样处于“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宫元老陈云、右宫元老邓小平,外加当时实际掌控军队的“摄政王”杨尚昆及他的兄弟。
日后世人虽然都将他江泽民作为“邓小平的接班人”看待,但,事实上在江泽民步入中南海之前的仕途经历中,陈云对他的影响甚至大于邓小平。虽然江泽民在论及自己从政经历时,特别是在强调自己接班的合法性时,从不忘记自己曾经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已经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八九“六四”以后邓小平自己亲自动手将胡耀邦、赵紫阳帮他苦心经营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几乎一网打尽,让江泽民怎幺可能不心有余悸?所以,在初入中南海的头几年里,江泽民在思想和组织路线上大都依重党内保守力量,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对赵紫阳大力纠偏,客观上讲,也确实有他不得已的一面。这也是邓小平在1992年十四大之前只是通过南巡讲话的形式在方针政策上逼迫江泽民就范,但却没搞组织上换马的原因。
在那些年里陈云虽然确实给了江泽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以至于江泽民在陈云去世之后,始终念念不望陈云的恩德,一再回顾陈云同志生前如何强调“首先要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但事后回顾起来,他江泽民在陈云面前也和在邓小平那里一样， 同样也怀有“儿皇帝不好当”的沉闷和苦衷。一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终于坐稳了中共总书记宝座的最重要标志有二，一是邓小平同意把安插在江泽民身边的“摄政王”杨尚昆和杨白冰逐出中央军委；二是以陈云为首、薄一波为辅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宣布解散。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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