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当时还只是副省部级但照样当选中央委员的有十几位，而当时虽然暂时还是副部级待遇但事实上早已经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潘功胜之所以名落205名当选者之外，除了顺利当选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疯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第一顺位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中共二十大党代表们的判断。另一部分党代表的“赖政”导致姓氏笔画越多，丢票越多的现象也是潘功胜被从预选名单上差额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党代表不认真行使党代表“神圣的民主权利”，在预选过程拿起按姓氏笔划排名的候选人建议名单就从头开始画勾，画满主席团宣布的205个应当选者为止，后面因为姓氏笔画过多的17个就活该了。
在二十大中委预选过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笔画太多而影响得票率的据说还有谭成旭、戴厚良两位。
先说1963年9月出生的谭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级岗位，时任辽宁省计划单列市任大连市的市长平级调任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笔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是为何相中了这个谭成旭作为重点培养的正省部级岗位接班对象，特别将他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淘汰后，参加候补中委的预选再被淘汰。于是，中组部似乎是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提拔计划。考虑到他在副部级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干到63岁，于是干脆提前为他安排了二线职务，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届外事委员会的委员。
和谭成旭、潘功胜一样都是出生于1963年的戴厚良，是从中国石化系统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开始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即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部级身份和谭成旭一样被安排成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这种刻意的安排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这个戴厚良也和谭成旭一样,也没有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同样，也是因为二十大之后对戴厚良放弃提拔后，中组部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安慰性的职务，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
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自从中共政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施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之后，差不多每届都会出现党内高层所不乐见的“民主事故”，就是说本来就被安排进“建议名单”中陪选的人往往没有被差额掉，而高层非常希望当选的反而落选。
同时笔者过去也有相关分析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共当局实行了所谓党内差额选举之后，“陪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批判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晓的文章《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更是直言“现行的党内差额选举还只处在‘预选’阶段，近几年来所谓的差额选举几乎都是预选差额而非正式选举差额。”
该文批判说：“现实中差额选举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仅成为一种形式。比如，在预选差额选举时，往往不实行‘集中投票’，而是实行‘分代表团投票’，这使差额选举打了折扣。在差额候选人的安排上还有搞‘陪选’的情况，更使差额实际上变成了‘等额’。”
却原来，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大型国企负责人中产生。
这类陪选人谁的名字能够进入大会主席团，我们没有找出规律。不过，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的年富力强者，即使当时还是副省部级，一般也都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举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而去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当局如法炮制,把现任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袁洁也安排成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但事与愿违,袁洁未能在中委预选中过关。不过,进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后,得票数居中的袁洁,顺利当选。
令人唏嘘的是，21年前的张庆伟以41岁的年龄即成为中国航天集团历任老总中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十六大召开20年后的的航天科技集团老总袁洁也不过比张庆伟年轻4岁，却还未能在二十大上如愿当选中委。 未来中共二十一大召开时，出生于1965年的袁洁已经62岁了。年龄优势已经不再。
比袁洁惨的是一个叫曹建国的，此人生于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身份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洁一起进入二十大主席团，然后就是一起落选中委。笔者听到的消息是，这位曹建国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预选中被淘汰后，自己主动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
于是，中组部于今年三月把曹建国安排成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另外一个叫张晓仑的国企老总也是二十届中委落选者之一。。此人出生于1964年8月,去年以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身份被安排进入二十大主席团,但党代表们不但把他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淘汰,也还让他在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于是，中组部赶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中组部已经不再把这个张晓仑视为正省部级提拔对象了。
如上例举的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委后或当选了候补中委，或者连候补中委都没有当上的副部级央企老总们，落选中委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许多党代表都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陪选”人。这一来，事先已经被内部确定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即提升为正省部级的时任央企老总，自然也会被认为是“陪选”而惨遭淘汰出中委预选名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时任中国第一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国兵器装备公司总经理，2017年转任一汽老总。
二十大召开之前，这个徐留平已经被内定要赶在在今年的全国总工会换届前出任全总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名单。但是，当时还担任着全总党组书记的陈刚也是在中委预选人名单上。于是，原本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刚顺利当选，徐留平则是名落候补中委。
不过，二十大召开之后，徐留平还是被按计划安排接替了陈刚的全总党组书记职务，比徐留平年轻一岁的陈刚则被外放为青海省委书记。
众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团”组织中，总工会和妇联的实际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国级，党组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则都是正部长级，中央委员是标配。而徐留成则是该机构有始以来的历届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的首位落选中委。
其实，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职务早已经是正部长级实职，而且也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者，也有不幸落选中委的，而又以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江金权和唐一军为典型。
对于这类在正省部级职务上落选中委者，中共当局一般不会再安排他们参选候补中委，而是赶在次年给他们安排人大或政协的相当于正省部级的二线职务。比如江金权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继续担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质疑为什么不到龄退休。至于唐一军则是被外放到江西省当政协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军接替江西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选中委，继而又成为得票数最少的候补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在中委预选过程中还是落选的，特别要提一下曾经被认为是潘功胜竞争对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时代是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读，这在中共官场上很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他也是全国首批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及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人从2016年9月就开始以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身份晋升副部长级,2020年12月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次年又出任该行董事长。
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团的谷澍和易会满都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易会满当时因为已经是正部长级，所以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谷澍则是在中委落选后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据传当时的谷澍是因为被高层当成国家金融监督总局的一把手候选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最终只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高层又改了主意，把正常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李云泽安排接掌了国家金融监督总局。
出生于1970年的李云泽当然比谷澍更具年龄优势。还有一种说法是网上曾经出现的“谷夫人晒丈夫”严重影响了谷澍的政治声誉。
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金融代表团成员，除了谷澍，还有时任中信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鹤新，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金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其中的刘珺出生于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级金融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中共副部级金融系统里事实上还有一个叫缪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团和招商银行董事长身份落选中委后当选候补中委。此人的名字当时没有出现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团里，而是出现在香港工委代表团名单里，是因为招商银行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说起来，这个缪建民6年前即已经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与潘功胜、易纲、易会满一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缪建民出生于1965年，比潘功胜年轻两岁。是因为相对年轻的原因，所以在与潘功胜一同落选中委后，缪建民还是能够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在如上这批二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央级金融老总们的对比下，“三非“人员潘功胜居然升了央行行长，自然显得尴尬无比。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和介绍过的潘功胜的落选，还是本文介绍的在中委预选过程中也被淘汰的谭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为本人姓氏笔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序的总数为222名的差额预选候选人名单的倒数几位之一而影响了得票率，但是，这个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懒政”的党代表毕竟为数有限。那么，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二十大中委候选名单中的十几个时任副省部级官员都能顺利当选，而当时已经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局之一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反而落选的原因，除了当时的“殷勇效应”和姓氏笔画太多影响了部分“懒政”代表没等看到他的名字时即已经“选”够数了，笔者听到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部分党代表不但不“懒政”，而且还对潘功胜的简历内容过分吹毛求疵。却原来，潘功胜加入中共的时间很晚，1999年4月才入党。原因是在读大专和硕士、博士期间都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众”。而博士毕业成中国工商银行副处长时，30岁的他政治面貌终于不再是“群众”了，但却不是入党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无论他当时加入民盟的动机是从政协走“政治捷径”，还是因为出国进修之前主观上不想入党，注意到他这一点的党代表们肯定会心生不满。事实上，当年的潘功胜确实是在到英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才于1999年4月申请加入了中共，时年36岁。入党当年即由副处级升至正处级。
对比一下中共历届党代会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简历，像潘功胜这样36岁才加入中共的，应该是没有第二个。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