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青海“红二代”赵乐际的政治发迹之谜》的开头即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总结了赵乐际之所以能够成为习皇的宠臣，被提拔到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的正国级高位，因素之一是他政坛履历的“资深”，曾经是青海省的中共地方政坛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和厅局级干部，以及全中国范围内最年轻的省长和省委书记。而当年之所以能够年纪轻轻就能够被在青海省府和省委系统内被一再提拔重用，绝对是得益于他自己地方上的“红二代”出身。
当年中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时，具体规定了”一家留一个“的政策，意思是一个城市家庭中的适龄子女无论多少，都只能有一个留在城市就业，其他都必须”上山下乡“，把城市户口迁到农村去。身为家中长子的赵乐际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于一九七四年成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知青。
当年关于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中还有一个具体规定是“下乡插队“两年期满方有资格被招生成为工农兵学员，或者被招工或者“招干”。但赵乐际的官方公开简历中清楚写明他的知青生涯只有一年，一九七五年即被“招干”，回到省会西宁，被安排为 青海省商业厅通讯员。
所谓通讯员，一般应该是指通讯社及报社和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等新闻出版单位聘请的非专职新闻工作人员。
不过，这个所谓的“非专职”是相对于媒体的专职采编人员而言，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的人民公社，所有的公设机构里都有专职的“ 通讯员”编制，其基本工作任务就是把本地区或者本单位的工作成绩或者“好人好事”写成文章投稿给地方各级或者中央的电台，报纸和通讯社。
在中国大陆上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都知道，插队一年就能入党，同时被直接“招干”回省城，那得走多大的“后门”才行啊？
下乡插队一年就被招干回城，回城两年后又被保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之一，仅此就足以证明青年时代的赵乐际在青海当地的“后台”有多硬！
而三年的工农兵学员生活结束后，赵乐际回到青海省会西宁，从副科级爬升至副省部级，期间只花了十三年时间。而这十三年时间里的连续三任青海省委书记，从梁步庭到赵海峰再到尹克升，都是和赵乐际父亲赵喜民一样的“老青海”,也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即被党安排到青海艰苦地区工作，日后在那里安居乐业的内地干部。
正如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那样，十五岁就“参加革命“，日后又有“留苏”经历的赵喜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从省报主编任上“外放”海西州府，很显然是在为晋升前景进行政治热身。在当时大力提拔“四化”的大背景下，当时还不满五十岁的赵喜民本应该是前途无量的，若不是外放海西后没几个月身体就突然不行，从此便不思进取，一心就要回家乡，当年的赵喜民应该在八十年代中期就会步入省部级领导行列的。
去年二月份我们本专栏曾发表了《赵乐际父亲是习近平父亲的老部下》一文，文中介绍了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如愿回到陕西后，身体状况也未能好转，六十五岁就去世了。
不过，虽然赵喜民本人未能在大力提拔“四化干部”的热潮中获益，但他离开青海回到自己家乡之后，他在青海的老朋友，老同事们都自觉承担了让他们赵家在青海省政坛内“后继有人”的责任。
在青海工作和生活的几十年一直和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有着很不错的私人情谊的尹克升，担任青海省委书记的时段长达十一年零八个月，期间把赵乐际一步步从副厅长提拔到正厅长，再提拔至副省长。一九九七年三月，伊克升奉调北京，临走之前的最后一项人事安排就是将赵乐际再次提拔为青海省委副书记兼任西宁市委书记。
也是“红二代”出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自己清华挚友，陈云长子陈元推荐进入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任职的闫淮先生在其著述中回忆说：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由青干局召集，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先后发言的有：陈云之子陈元等。
陈元多次对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次他又“首发”，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
闫淮先生说：青年干部局发生的这几件事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保卫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 对子女的安排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利益，“统治阶级”一直维护和争取这个利益。
的确，在整个中共政权治下，中央如此，地方也是如此：“在保卫自己子女的利益上是毫不含糊的”。
赵乐际在青海内被尹克升提拔为副省长的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五年之后赵喜民在西安去世，赶回去奔丧的赵乐际已经是正省长了。是为当时整个中共政权治下的最年轻省长。
省长当了三年，赵乐际即又就地晋升，成为青海省委书记，时年四十七岁，又成为当时中共政权治下的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青海省委书记当了满打满算不到四年，赵乐际即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底被宣布平调为陕西省委书记。
当时的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披露了中共中央对赵乐际在青海工作的评价内容，而且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中组部特别欣赏赵‘建设平安青海’的功绩，表扬他‘严密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达赖集团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
当时也还有一些境外媒体，包括中共的大外宣媒体都曾发表评论说：赵乐际此番被从青海平调陝西，突破了避免由本省人士担任省委书记的迴避原则，这显示他个人政绩与贯彻中共中央政策方面深得信任。
其“个人政绩”被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但赵乐际是籍贯陕西，调任陕西省委书记之前的所有政坛履历都不是在陕西境内。所谓“避免由本省人士担任省委书记”的回避原则 ，指的是在该具体省份从基层一步步年爬升上去的“本省人士”，并不是专门针对籍贯而言。
毫无疑问，当时的赵乐际被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当年异地平调，让他从此开始具备两个不同省份的省委一把手的任职资历，绝对有未来晋升中央领导层的热身考量。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曾经是习近平福建省长前任的贺国强亲临上海，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不再代理….。次日，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建华在陕西省委干部大会上宣布，由赵乐际接替李建国的陕西省委书记职务 ……
这接连两天内发生的中共政坛内的重要人事变动突显出的动向，就是习近平肯定会在当年召开的十七大上入局，而赵乐际则是为未来五年后的十八大培养的中央领导层的“干部的接班梯队”的既定人选之一。
这里说的“接班梯队”指的是一个群体，并不是具体到由哪一个人接替哪一个人。而日后习近平 进入中央领导层，并在胡锦涛的第二个总书记任期内主持中央党务工作，当然也包括组织工作之后，之所以决定了赵乐际进入中央领导层之后的工作安排是出任无比重要的中央组织部长，绝对有任人唯亲的因素在里面。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虽然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在中共建政之初，曾经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老部下，但当时的赵喜民与习仲勋之间从组织关系上讲毕竟还隔着层级，相互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非常密切，而赵喜民与习仲勋，还有和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建立起热络关系的起始时间，应该是1984年赵喜民到西安与夫人团聚，成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之后 。
既然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那么它的主业应该是什么，这里不需要多作解释，不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赵喜民的主持下，抢了很多陕西人民出版社甚至是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生意”，比如他主编并出版的《陕西百科全书》，《当代共青团员手册》，《办公室知识辞典》，《陕西古代史》、《周人秘史》、《秦人秘史》、《汉人秘史》、《大唐兴亡史》，以及党史和革命史方面的《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西北革命史》等。
因为高岗早年被整肃，中共政坛上的整个“西北帮”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清算到了九死一生的惨地，所以习仲勋复出工作之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几年里，“利用职权”，对西北革命史和陕西党史的回忆研究及出版工作特别重视。
为编审或者直接由自己撰写这类陕北革命史和西北革命史书籍的过程中，赵喜民那些年里时常穿梭于西安和北京之前，拜访习仲勋及马文瑞等陕籍革命老前辈 ，每次到习家，即使未能获得习仲勋的亲自接见，齐心也必定接待并在家里吃饭……。
二零一六年十月的《中国人权双周刊》曾刊登一篇署名杨光的文章《习近平的山头主义用人路线》，文中分析所谓“习家军”的组成阵容之一就是与习近平有乡土之谊的陕西籍官员，或者有在陕西长期工作经验的官员，人称“陕军”。
该文章中认为中国官场历来有省籍意识，陕西人尤爱抱团，习近平对富平老家、延川知青插队点念念不忘，与陕西老家走出来的官员或有某种天然的信赖感与亲近感。栗战书、赵乐际是“陕军”头领……。
而笔者则认为自二零零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成为总书记接班人之后的习近平对赵乐际的格外器重的幕后原因，在这所谓的“省籍意识”和“乡党情节”上绝对是又加重了一层，那就是所谓的“父辈情谊”。当然也应该还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赵乐际和他习近平大致相同的成长背景，都是下乡插队，都是被贫下中农推荐入党，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都是从基层开始，经历从科级至省部级的每一个晋升台阶之后又都有省级党政一把手的任职经验和资历……，等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