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中国大陆的《南都周刊》上曾刊载过一篇题为《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的孤独代言人》的专题访问，其中一段周刊记者与萧功秦的对话是：“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建议你放弃新权威主义，因为政治强人退场之后，威权化体制无法运转，因为你继续讲新权威主义，会继续被当权者所用。”
萧功秦回答说：“新权威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强人政治。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我们强调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权威来推进整合，推进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新权威主义。强人没有了，也可以推行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后发起国家的早期的发展阶段，威权政治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大量的历史可以证明。”
随着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正式即位，萧先生在热烈欢呼“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威权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的同时，也把他话音刚落的如上观点悄悄作了修正，把他的“新权威主义”解释成“强人政治”或者说“强人统治”的同义词，“新权威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强人政治”变成了“新权威主义就是强人政治”。
转眼间习近平登基已满一个整年，眼见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扩大个人权限、膨胀个人权力、强化个人权威的政治霸业已就，萧功秦也因为一篇《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的主题演讲，令自己这位“新权威主义代言人”终于不再孤独，他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按捺不住对习近平上台之后种种集权表现的兴奋，强调对中共政权来说““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必须即具有声望，又具有得到制度保障的权力。”
萧先生对他的“新权威主义”的新定义是：“新权威主义，从政治学上说，就是指后发展国家中那种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开明的威权政治或强人政治”；“新权威主义者就是铁腕改革派。他既反对左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右的西化自由派势力，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用铁腕进行渐进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现代化与向民主政治软着陆。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新权威主义。”所以他认为是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其核心内容，一是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二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开明的新威权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从政治学上看，“如果邓小平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习近平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与其用“政左经右”来表述习近平新政，不如用“铁腕改革”更为合适。
按照纽约时报相关文章中的说法：萧功秦是中国支持“新威权主义”的人中最知名的一位，他认为，习近平的出现是件极大的好事，习近平是他概念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习近平通过有意识地模仿邓小平，吸收了（他萧功秦的）这种“新威权主义”观点。
萧功秦在他的演讲中不无得意地回顾说：从政治学上看，当年邓小平的这种改革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一位领导人曾经谈到他对邓小平的了解，他概括邓小平就是两句话：第一，共产党的权威不容挑战；第二，只要能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所有制都可以采取。只要坚持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就可以引申出新权威主义，并在历史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为一种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路径。（事实上，据有人回忆，邓小平本人后来也说，他就是“新权威主义者”。）
萧功秦这里说的“一位领导人”无疑指的是赵紫阳。关于赵紫阳当年对新权威主义曾经感觉过的兴趣，曾经的“南萧北吴”，也就是当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的两位“新权威主义”的最主要吹鼓手萧功秦和吴稼祥似乎都有“揽功”之嫌。
笔者在网上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纽约的《华侨日报》就发表过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内容是赵紫阳说“国际上有一种新权威主义理论，现在国内理论界正在讨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在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权威的强人作为推动力，而不能采用西方民主。”邓小平附和说：“邓：我就是这个主张，具体的提法可以再斟酌，再考虑。”
而更权威一点的史料出自于杨继绳整理出来的赵紫阳软禁期间谈话录中的相关内容：一九八八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邓小平为什么会说“不必用这个提法”, 就要从王沪宁说起了。早还在萧功秦以及吴稼祥等人在政治理论界为人所知之前，王沪宁即眼见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久就表示了对新加坡模式的欣赏，随即写出一份内部报告,力陈“新权威”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过后不久的邓小平曾经对香港客人讲过“我是欣赏新权威的。新加坡搞得不错”之类的话，不少人都认为邓小平“显然是受了王沪宁文章的煽情和蛊惑”。
继而，随着萧功秦及吴稼祥等人把本是王沪宁“专利”的“新权威”拔高到“主义”的层级之后，王沪宁立马闪了。
当时的王沪宁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表示欣赏“新权威”,完全是基於贬毛的目的。当时,毛泽东是中共党史上的“纪念碑”,邓小平无力也不敢将它推倒,但却下决心要将它挪位,让全中国亿万人民和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视野,集中到一直被压在“纪念碑”阴影之後的邓小平身上。而萧功秦、吴稼祥等人也许是天真地认为给邓小平这位“新权威”冠以“主义”二字,便已经从理论上升为政纲,自认为一旦被邓小平公开宣布采纳，他们二人也就分别成了中共执政史上的胡乔木第二及邓力群第二。更要命的是“北派”的吴稼祥等人从一厢情愿的政治理想出发,把“新权威”三个字移植到赵紫阳身上,更是犯了大忌。
当初王沪宁炮制的“新权威”,望文生义便明白是表示一种对“旧权威”的否定,上奏的政治背景是邓小平急於完成“非毛化”。而吴稼祥等人将这三个字移植到赵紫阳身上,所要否定的“旧权威”自然会被理解为当时还健康在世、有党内决议将其“垂帘听政”合法化的邓小平以及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当时年纪青青即已经表现出强烈政治敏感的王沪宁,一见吴稼祥等人走偏了方向,随时可能惹祸上身,立刻“躲进小楼成一统”，自诩要“保持大脑卫生”凡与“新权威”有关的文章一律不写,学术会议一概出去,采访此议题的记者一概不见。
回想当年，王沪宁揣摩上意，适时奏上了“新权威”三个字，迎合了当时邓小平急于在国内、党内取代毛泽东之“旧权威”的“当务之急”。如今萧功秦拥护党国新主的一片真心可对天，可惜不敢为习近平找出被一个“新”字所顶替或者说取代的“旧”字应该是什么东东。期待着习近平一旦能够关注到自己所谓“新权威主义者就是铁腕改革派”之类的提法之后肯定会批阅一句“正合朕意”的萧功秦，最终得到的很可能是天天都要为日理万机的习霸主代阅奏折的王御笔代批的一句“朕很不以为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