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的一开始就介绍了比习近平年轻四岁的赵乐际和他习近平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成长背景，都经历过“上山下乡”，都是被贫下中农推荐入党，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
该文章刊登和播出的次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栏目即播发了《国家级机构护航 “上山下乡”恐卷土重来》，说的是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间全国一千七百万名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改变了不少知青的命运。近日，中国一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发文重提这段历史，更以“伟大壮举”形容这场运动。文章触发舆论强烈反弹。
笔者上网查对了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本月二十二日，是纪念五十二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的纪念文章。全标题是《脚踏实地 青春无悔！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
文章说：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知青”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基石。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这些观点借助一些极端“个案”，胡说“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逆城市化”等错误言论。这些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企图借此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文章中特别介绍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推动青年上山下乡。这为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知青并不是什么“毁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艰苦岁月中锻炼成长为有作为的一代人。他们中最优秀的代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历史重任。二零一二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习近平总书记十五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八年。
不知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以三年多前产生的，现如今在位的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成员为例，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还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另外还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他们四人往下同样具有“知青”背景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还有王晨，刘鹤，李希，李鸿忠，杨晓渡，郭声琨，蔡奇，尤权等。
而与习近平和赵乐际同样具有“工农兵学员”背景的，如今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里还有栗战书，汪洋，王沪宁，杨洁篪，杨晓渡，陈希，蔡奇。
事实上，自习近平登基至今的八年多时间里，为”文革”翻案,，重新肯定“文革”时代毛泽东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特别是“下山下乡”运动的鼓噪之声已经在中共官媒中一现再现。
小学毕业后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怕是半天的校园生活，但却能够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曾为文《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章中说：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毛主席挨骂也认了。
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了《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的文章，说是“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里面，有四个都是毛主席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负责纪检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们都是在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以后，有的是被农民们推荐上了大学——比如习近平和张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这里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一样，也是工农兵学员）。
确实，正如王成信的《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 一文所说：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习近平）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笔者八年前的今天即为本专栏撰写了《“工农兵学员”赢在了政治起跑线上》一文。文中介绍说：中共政权会什么会在六年前的十八大进入习近平时代后出现了满朝文武尽是工农兵学员的现象，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才”以武大郞开店“的心态制订干部选拔标准，而是因为所有跻身中共政坛的工农兵学员们，相比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的同龄人们，又赢在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新一条政治起跑线上。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的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迫下放乡村。这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年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全部八十四万名“工农兵大学生”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本是农村青年出身，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从工厂和部队推荐上大学的，所以当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中有幸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肯定不足八十万，占全部1600万下乡知青的百分之五不到。
试想，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大学也一直没有停办，那一千六百万城市中学毕业生也没有被迫上山下乡，那么他们中间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会有机会参加对每个人的机会至少是相对平等的历年高考。如此说来，虽然包括习近平、王歧山、赵乐际等人在内的全部工农兵学员和其他所有“知青”都是“文革”运动的受害者，但这只是从被迫“上山下乡”的一个角度而言，习近平自己也曾经把插队去延安地区形容为“发配”。但再若从“工农兵上大学”的角度而言，所有的“工农兵学员”无疑又是整场“文革”运动，或者说“文革”荒唐制度的最大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受益群体。当时说到底还是靠“拼爹”才获取被“推荐”上大学资格的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农兵大学生”，相比于绝大多数普通“知青”而言，绝对是“文革”运动中产生出的社会特权阶层。他们当时能够凭被”推荐“上大学的形式赶在”文革“结束之前即早早返城进而成为国家干部，是以剥夺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青人口的平等竞争机会为前提的。
祸国殃民的毛始皇驾崩后，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头两年里，表面上是终于给了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每位普通知青以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同龄人----所有已经成为国家干部的工农兵学员们，比如习近平 ，再比如赵乐际，也发现历史居然又给了他们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进一步成为人上人的机会，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的所谓干部“四化”政策。当时，从中年知识分子中选拔出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直接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同时，中、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选择范围，只能被局限在“工农兵学员”群体中间。于是，从七七级开始的历届“新大学生”中的立志从政者还在校园里紧张学习的时候，“工农兵学员”们已经从升官发财的起跑线上冲出一大截了。
众所周知，凭高考进入大学的知青一代中最早的也是一九七八年春入学，一九八二年春才毕业，所以从整体上讲，他们中间的立志从政者无论是比党龄，还是比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政坛履历的积累，无法不输给与他们同龄的“工农兵学员”们。
当然，如今这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里至少还有一个李克强是知青中凭高考获得正规大学学历的，但他政坛履历的“后来居上”在整个中共官场上并不具代表性，当年的知青一代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大学一毕业即被当成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培养的，毕竟只有他李克强一个。
正如“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
也正如唐燕女士在她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中所抨击的那样：“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唐燕的文章中还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我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
而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在剥夺我们大多数适龄城市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却赐予了习近平他们极少数人不需要经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权利。相对于在取消了高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上中专的所有当年的知青来说，习近平之类都可以说是“文革”以及它的“子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受益者。对此，习近平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公然为“文革”翻案，重新对已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彻底否定的“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等“文革”的“子运动”评功摆好。
推算起来，当年经历过“上山下乡” 的那一代人，最年长者应该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正常情况下，七岁入学（少数为六岁入学），经历了当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总共十二年学制之后 ，高中毕业的年龄是十八至十九岁，所以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出生于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如今，他们都已经年过七十。而他们中的最年轻者，就是以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赵乐际为代表，不但是当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拨，而且还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
而两年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继续留任，即使连赵乐际都会“高风亮节”，主动求退，“知青”加“工农兵学员”的代表人物习近平还会长期执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给“上山下乡”政策评功摆好的鼓噪声仍然会不断持续下去。
而这从历史定位角度给予重新肯定的背后，更有一层“现实意义”上的政策考量。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鸿君前年七月即已经公开发表了《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一文，鼓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可以一举多得，体现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也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人才缺乏等问题……。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