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了《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的文章，说是：“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习近平）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推算起来，当年经历过“上山下乡” 的那一代人，最年长者的应该是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所谓“老三届”里正规学历最高的一届）。正常情况下，七岁入学（少数为六岁入学），经历了当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总共十二年之后 ，高中毕业的年龄是十八至十九岁，所以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出生于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比如王歧山就是当年的“老高二”）。如今，他们这批人都已经年过七十。
而“上山下乡”一代，也就是所谓“知青”一代中的最年轻者，在中共政坛上就是以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赵乐际为代表，不但是当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拨，而且还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
我们在上篇文章中已经开列出了一份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知青出身者名单，中国内地网站上刊登的《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培养出一代劳动人民的贴心人！》一文 ，则把目前在位的正国级和副国级领导人中的所有知青出身者全都统计出来。他们是：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969－1975年为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知青、党支部书记。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74－1976年为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知青，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赵乐际，1974－1975年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插队知青。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歧山，1969－1971年为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知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969－1970年为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和国监委主任杨晓渡，1970－1973年为安徽省太和县宋集公社高庙大队知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王晨，1969—1970年为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李希，1975－1976年为甘肃省两当县云屏公社插队知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天津 市委书记李鸿忠，1975－1978年为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姚千公社前陡大队插队知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1973－1977年为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公社知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73－1975年为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插队知青。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长尤权，1969－1976年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场知情，连指导员。
中共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1976－1978年为湖北省黄梅县独山公社周边大队插队知青。
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1973－1975年为吉林省农安县合隆公社插队知青。
中共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969 – 1977年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场知青。
中共国务院国务委员王勇，1969－1977年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三十一连插场知青，机务排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1969-1975年为吉林省三道公社插队知青。
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1969年为黑龙江富锦新立屯插队知青。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1974年宁夏同心县插队知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1968年为安徽省六安县木厂铺农场插场知青。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1973年8月至1976年11月为福建省永定县立新知青场插队知青。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1968－1972年为山西省山阴县插队知青。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1975－1978年为江西省庐山向阳公社东林大队插队知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1971－1972年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东风公社插队知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1974－1977年为湖北省公安县达河乡联华村插队知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陈竺，1970－1975年为江西省信丰县、横峰县插队知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1975－1978年为辽宁省桓仁县华尖子公社插队知青、东卜大队党支部书记。
如上《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培养出一代劳动人民的贴心人！》的作者吹捧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在50年后充分地应验！这说明了，许多在农村锻炼的知识青年，他们在艰苦环境的农村，得到了良好的全面的锻炼。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深深地扎入心间。因此，出类拔萃的他们一批批地，走入国家领导者的行列。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自豪！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是中国人的福音！”
不过，到目前为止，虽然因为习近平的原因，重新肯定“文革”，以及吹捧和赞扬“文革”的诸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的文章和评论，居然可以在中共官媒上大行其道 ，但否定“文革”，特别是否定和批判“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和评论,在中国大陆的公开网站上似乎还没有被全面禁绝，比如笔者近二十年前读者过的署名刘双的《丑陋的“老三届”》全文，日前就被内地的一位朋友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找到了。
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的知青作家张抗抗女士也曾经写过一篇《丑陋的老三届》，用一篇“读后感”作者的话说：“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张抗抗女士彻底的否定了以老三届为代表的广大知青和整个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张抗抗女士的文章中写道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因为是六岁开始读小学，所以“文革”开始时的习近平是“老三届”中“学历”最低者，初中一年级。也就是说，他习近平一生中接受过的真实的全日制正规教育学历是小学六年加初中不足一年。而张抗抗文章的如上内容，习近平百分之百可以对号入座。
而我们本文中逐一介绍的习近平和其他二十六位目前在位的“知青出身”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除了习近平，还有王歧山，王晨等少数几个是“老三届”，其他如李克强等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出生者，都是所谓“小五届”。也就是说，无论他们这批人日后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是哪一类------全日制正规大学，工农兵大学,甚或函授大学……，他们的一生中从未接受过正规的中学教育。
正如张抗抗的文章中所断言：（以习近平和王歧山等为代表的）“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
而以李克强，李鸿忠，蔡奇，以及赵乐际等人为代表的“小五届”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否定“老三届”，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于是在否定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一整代中共领导人。
一位年轻作者在其张抗抗文章的“读后感”中写道：“现实生活中，我亲眼见识了张抗抗《丑陋的老三届》一文的文字杀伤力！——当我口头转述该文时，竟然把一年逾花甲的老知青气得当场脸色通红，血压升高，吃了药才平复下心情。”
不知道习近平以及他往下的那二十多位“知青出身”的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几个是读过张抗抗女士这篇文章的，反正是她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二零一八年三月产生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就没了她的名字。此前，她已经是连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了。
查对了一下二零一六年产生的本届中国作协领导人名单，张抗抗依然名列副主席之一。但是因为她日前力挺武汉女作家方方，已经有一大票“爱国网友”在呼吁将她从中国作协除名了。
其实在张抗抗发表《丑陋的老三届》一文之前，早已经有一个叫刘双的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九九八年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同名文章。
文章中痛陈:“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他们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本文中逐一介绍的目前在位的总共二十七名“知青出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里，有习近平，王歧山以及赵乐际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也有象李克强，刘鹤那样在恢复高考之后凭考试成绩进入正规大学的。但刘双的文章中亦抨击说：“在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们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
更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