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笔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外界一直在传播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中共党内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本来仅仅是个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近些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反“六四”的依据。而最早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在基于对习仲勋早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趁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还有发言权的时候鲜明反对过对当时那场学潮采取强硬措施的事实基础上，主观判断他在八九镇压决策过程中肯定也会投邓小平的反对票，却忽视了他习仲勋早在八九学运爆发之前即已经没有党内职务了。
时至今日，一提起中共建政之后的中国学运史，除了“八九风波”，人们大都也还记得八六学潮，而一九八五年秋季发生在北京等地的一场反日游行演变成反专制示威的“八五学潮”已经越来越不为民众所知。
事件的历史起因是，早在1980年年底，日本政府对内对外宣布其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大臣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非违反宪法。继而，该国自民党又于1894年上半年通过正式参拜符合宪法的决议。1985年8月15日，在位日本首相中曾根和其它内阁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消息传出，中共当局立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
本来就是一个单一的外交事件，当时的中共当局怎么也没有想到北京和其他几个大城市学校的大学生们居然给个棒槌就认真，模仿着中共党史教科书上描绘的当年中共地下党动员和号召激进大学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样子，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后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渲泄“爱国情操”。
一开始，参与游行的大学生们只是跟着手持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半导体话筒的组织者呼喊“抵制日货”、“勿忘国耻”之类的单纯反日口号，但随后便有以“五四运动”发源地为荣的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认为既然要模仿“五四运动”就不能只有“外争主权”，还要有“内诛国贼”才算得上是“爱国民主运动”，于是，在此之前曾因宣布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而受到质疑的时任总书记胡耀邦首当其冲，游行队伍里先是喊出了“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的口号。紧接着又加进了“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等内容，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高度警惕。
当时正值中共政权酝酿赶在党的十三大之前就进行一次党内大换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本来就因为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的叛逃美国而受到邓小平的当面训斥,这次因为事先没有预料到大学生们的反日示威居然会演变成反共游行而深知邓小平已经不可能再对他抱有信心,干脆自己先行请辞,主动要求只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再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
据早年曾经在陕西服务过胡耀邦的中共党内自由化分子林牧先生生前的回忆文章披露,在研究如何处置"大学生闹事"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时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对胡耀邦不以为然的态度很是生气,手指胡耀邦说:"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邓小平当时还要求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
按照林牧先生的说法，由邓小平一九八五年九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这番针对大学生闹事的杀气腾腾的讲话，就可以找到一九八九年时他为什么会下令开枪的原因了。
林牧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还透露，被外界公认为党内保守派代表人物的李先念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表现反而不象邓小平那样杀气腾腾，甚至提醒邓小平“我们宪法上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
接下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後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
当时还是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当场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於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林牧先生在他晚年的相关介绍文章中评论说：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而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却是原形毕露，杀气腾腾。当时如果没有胡、赵、李、习、万的制约，类似“六四”的惨剧恐怕早已提前演出了。
而林牧先生相关文章中没有提及的内容是，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党内左派在向邓小平汇集胡耀邦黑材料时，曾特别引述习仲勋在书记处讨论学潮和自由化问题时的讲话，指责习仲勋有时甚至比胡耀邦还右，认为胡耀邦正是因为在书记处里有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右派分子的支持，才敢于不把小平和陈云同志放在眼里，等等。于是，习仲勋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邓小平赶出了中央书记处，只剩下政治局委员一项虚职。
在习仲勋因为比胡耀邦还右而被赶出中央书记处的二十八年之后，他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同时接掌了中共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登基之后没过多久，他在一份内部讲话内容便令一度设想习仲勋的儿子应该可以效法卡达尔的党内党外民主派们彻底幻灭了。无独有偶，习近平这份内部讲话中也提醒了党内高层“注意历史的回顾”，不过与他的老子推崇卡达尔的思路完全相反，按照习近平这份讲话内容的思路，当年匈牙利的卡达尔不但不值得效法，反而应该和前苏共的最后一任领袖戈尔巴乔夫一样为本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灭亡负有罪责。至于习近平在这份内部讲话中对毛泽东甚至毛时代的充分肯定，更是令许多深切怀念习仲勋的人士失望至极。正是习近平的这份内部讲话内容被传播开来之后，一位在北京的记者朋友向愚笔感慨了一句“真没想到这个习近平居然比胡锦涛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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