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日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去年三月的两会上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利用自己最后一次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机会强调“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无疑是针对当时的薄熙来在重庆主导“唱红打黑”的“文革”式疯狂行为。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薄熙来一个耳光把个王立军扇进了美国领馆，胡锦涛和温家宝仍然奈何不了他薄熙来。 此段议论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引起了一位曾在中学时期与薄熙来同班的旅美学人的共鸣，特地打来电话谈及感受。此公二十一年前曾接受笔者采访，从薄熙来和他的弟弟薄熙成到刘源和他的妈妈王光美，接连谈了几乎两个整夜，话题集中围绕在薄一波和刘少奇两个家族对“文革”的痛定思痛。
一九八六年学潮期间笔者本人曾经有一次意外的机会在中南海聆听薄一波、胡启立等中共政要“与大学生谈心”，记得当时满脸堆笑的薄一波显得十分大度，饶有兴致地与到场的北京大学等首都高校的学生代表们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时代......原籍山西定襄的薄一波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就读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时加入中共，开始革命生涯。据台湾出版的《中共人名录》记载，薄一波“在校煽动思想偏激幼稚无知之同学从事匪活动，极甚活跃，深为学校当局所注意。毕业后转赴北平，进入北京大学，但因担任匪党工作更为积极，学业抛荒，功课不济，虽数易大学终未获毕业。”
一九三一年，薄一波以张文波之化名在北京煽动赤色学潮被捕，关押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一九三六年接受中共地下党中央指示与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向政府当局写了“悔过书”出狱。当时的薄一波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纸“悔过书”虽然使他一时免受国民党的牢狱之苦，但整整三十年后毛泽东却让他为此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补过了更长的年头。 “文革”开始后，因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薄一波是首批被彻底打倒的中共元老之一，在秦城监狱一蹲就是七年......，如今的薄熙来和瓜他娘薄谷开来一怀念起他们的老子薄一波，肯定会感慨他们薄家和共产党政权的秦城监狱真的是有缘。
因为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原因还不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所以他被“解放”得很晚,相对于邓小平在林彪死后不久即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召回北京，薄一波是在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五年才被有限度地恢复人身自由，而后又迟迟得不到正式平反。一九七七年中共十一大和一九七八年三月召开五届全国人大时,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直到一九七九年七月才被增补成国务院副总理。而当时是邓小平多次催促复查他的“问题”,并指示说应该尽快让薄一波同志出来工作。从这个角度讲，当时的薄一波不但是受“文革”之害最深，而且受害时间也比别人长。
一九八零年，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在《清明》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记述薄一波狱中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时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应和争议。因为文章中不但表述了他对毛泽东夫妇亲自发运的那场“文革浩劫”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更透露出他在“文革”中曾拒绝向毛泽东像鞠躬等否毛细节，所以当时亦引起了海外媒介的兴趣，纷纷转载或评论此文章的内容。
文章中透露，薄一波在“文革”中的共产党监狱里,曾受过“皮开肉绽,筋断骨折之苦”。专案组曾一次安排二十多个打手对他残酷殴打,打昏之后又把他抬起来抛向高空,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至使他落下严重后遗症。“专案组”逼他写交待材料时为了不让他偷懒,竟把他用的桌子放在监号中间,四周不靠墙,然后把房间里灌满水。这样,他既无法在室内踱步,更无法倚墙休息,以致他多少次身体不能自持而跌落在水里......
文章引述薄一波的话说:“（当年）坐国民党的牢,每天还可以放一次风,他们也允许亲友探监,送点吃的用的……可是这次坐牢(指坐共产党的秦城监狱),全都没了。起初还能通过接受批斗了解一些形势,后来这点‘享受’也不给。几年不让见亲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的身体也被他们搞得衰弱不堪。”
薄一波生前曾对前往采访者透露，一九六六年我被抓进秦城监狱后，几名奉命而去的干部找到我的妻子----当时躲在广州小岛招待所的许明,说是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请她去一趟。许明信以为真，一上汽车就被强行送到火车站,架上了直开北京的火车。但车到株州，许明即已奄奄一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断气了。尸体解剖后,医生说她胃里有安眠药，於是押解他的干部在死亡证明局上写上“畏罪自杀”,就把尸体火化了。
薄一波恢复自由后,多次要求查清妻子的真实死因,却始终不得结果。一专题报道文章曾代薄一波控诉道:“显然是被谋害而死的,为什么不查出凶手?如此草菅人命,着实骇人听闻,国何以堪,民何以堪啊?” 如此控诉共产党政权之凶残的文字,居然是在为当时的堂堂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鸣不平！
薄熙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曾对北大同窗感慨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家破人亡，我自己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因为生冻疮加之营养不良，双脚一度烂得露出了骨头。
二十一年前接受笔者采访的薄熙来昔日同窗曾感慨说，薄熙来和他的几个兄弟可能是中共所有高干子女中对毛泽东最为痛恨的。“文革”中，他们即认为象他们家族的突然没落和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大动乱都是由於毛泽东这个最大的坏人做祟的结果。但他们又从自己父辈的下场中明白了没有人能够斗过毛泽东，於是只好乞助於神灵的保佑。他们兄弟几人曾一度在家里关起门来成天玩扶乩的把戏，找来一些道具，装神弄鬼地诅咒毛泽东，一本正经地告诉“上天”说“中国出了个大坏人”，请求上天帮助他们“锄恶安良，解天下之危”。
“文革”结束后无论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还是社院新闻所就读研究生期间，薄熙来当时的同窗也都还记得他一提及文革就是满脸的“苦大仇深”，一九七八年初，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薄熙来刚刚入学即在哲学课上发起了“对领袖人物也应该一分为二”等敏感问题的讨论。当时的哲学课老师虽然很赞同他的观点，但自己也不敢公开讲。
而思想曾经是如此"解放"",对毛泽的文革曾经是如此深恶痛绝的薄熙来为何在本人成为中共政权的"西南总督"之后却会几尽疯狂地复制"文革"?他的这位昔日同窗认为对照一下中国传统的"婆媳文化"也许能找到答案。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传统中国的封建大家庭里,最恶最刁,压迫和管制媳妇手段残忍、心肠最毒辣的婆婆肯定都是在为人媳时受苦最多、被迫害最深者。
这一比照虽略显牵强但还是有些许道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