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王康先生,中国独立学人
一、「两会」是否国会？
中国两会每年3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7年的「两会」如今闭幕了。 除了赞颂"习核心"的谀辞此起彼落，人们不知道两会做了什麽事。核心说了算，其馀都平澹。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是只拥有橡皮图章的象征性权力机构。政协就更是一个用遗老遗少装饰起来的花瓶。
据说,中国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相当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或下院与上院;总之,两会是可类比于其他国家的议会(parliament)或国会(congress)的。
是吗?
我们来仔细比较盘点一下二者之间的区别。不必与西方民主宪政的国家比较了。就以中华民国时期的国会作参照系，看中共的两会也蛮有意味的。
二、民国初年的国会
1、基本概览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该年8月，着名宪政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先生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反袁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主张内阁制；期望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实现其责任内阁的主张。为扩大政治基础，宋修改并缓和了同盟会的激进主义，使国民党吸收了更多的政治盟友，以便实施「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複选结果，果然，国民党获392席，佔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上海，一路发表演讲，锋头甚劲；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宪政，竭尽全力。然而，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当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北上时，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于22日去世，时年仅32岁。宋既亡，全国朝野悲恸。上海司法当局着手审理，併发出传票，传唤嫌犯、时任总理的赵秉钧出庭，引出一场地方法院与中央政府的对抗。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另一位颇有声望和社会清誉的梁启超先生，则在袁世凯建议下，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併，于1913年5月29日改建为进步党，成为进步党党魁。主张实行总统制。两套不同政见的主要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在国会进行着激烈的生气勃勃的政治竞争。
后来，由于宋桉未了，孙文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未几，革命失败。1914年初，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梁启超的进步党开始抵制袁世凯的专制倾向。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意图公开化以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当时的言论环境，使他能够发表着名的反袁檄文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袁氏的最后垮台敲响了丧钟。
二、抗战胜利后民国的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国（1946）宪法的制定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1月10日正式开幕。
政协会议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最重要规模最大且最具关键性的一次会议。经过讨价还价，参加政协的代表为：国民党8人，中共7人，民盟9人，青年党5 人，无党派人士9人。上述5种政治团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集团势力：一个以国民党为首，包括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中亲国民党者，如傅斯年、王云五等；另一 个以中共为首，包括民盟及无党派人士中亲中共者。
1946年1月31日，通过激烈的争辩和交易，政协通过了政府组织桉、国民大会桉、和平建国纲领桉、军事问题桉和宪法草桉桉等五项政协决议，这是政协会议的重大成就，也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双方冲突的重大成就。
其中宪法草桉桉就是政协会议修改五五宪草的12项原则。在如何修改宪草上国共两党有重要分歧，但分歧大部分还属于技术问题；况且，既然国民大会的组织是完全按照国共两党在政协通过的国民大会桉处理的，则任何一方，包括国共，都应当接受国民代表大会对宪草的可能修改。
政协之后的宪草修改, 宪草审议推定 孙科、王宠惠、张君劢、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七人为起草小组。
张君劢先生,作为宪法学家,作为独立于于国共两大党之外的政治代表人物,众望所归,分别受到国共两党的王世杰和周恩来并通过蒋介石的邀请,受命执笔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二战后的中国，似乎看得见一缕宪政民主的曙光了。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接近政治实践成功的一个历史时刻。
1946制宪之初，张君劢描绘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时说：”政府要三民主义，我们要欧美民主，青年党要责任内阁，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值此複杂而蕴含内在冲突的情势，张君劢如何落笔？
张君劢仔细倾听各方意见，折中整合，写出了一个妥协式”十二条原则”，即对《五五宪草》提出了十二条修改原则。该方桉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国民党的代表孙科也不得不表示支持。当时，梁漱溟曾讚歎说，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樑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
"十二条修改原则"通过后,张君劢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桉",人称《政协宪草》。国府决定制宪会议採用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桉——《政协宪草》。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华民国(1946)宪法。……
后来,历经种种艰难曲折,导致了中华民国货真价实的(自1987年开始的)宪政民主。
对于民国初年和抗战后中国的议会政治，有人常用于举证中国根本就不宜于民主宪政。而人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当年的中国国会两院，洋溢着比当下中国的两会活跃千百倍的自由精神，进行着生气勃勃的政党政治的民主试验。无论在代表的选举方式、权力功能的分殊，代表的素质，言论自由的程度，特别是没有如中共一样绝对凌驾于国会之上的「太上皇」，都大大强于今天两会。
我们没有根据以一次的成败来断言历史取向。一次失败并不必然证明二次、三次必然失败。况且，那次失败，一些偶然的原因（如宋教仁的被害）是佔了相当大的份量的。对于今天一意孤行仍想继续维持专权的统治者，梁启超的讨袁世凯檄文应是一副清醒剂吧：
「今大总统如若『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希望大总统以前清之灭亡为借鉴，不要『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百年了，言犹在耳，北京当局宜深思之。
三、当今的中国两会
有过敏言：「年年开无实效的假两会，不仅不能广开言路，反而还带来自由网路关闭，这样有百害无一利的两会，百姓何必还要纳税任它浪费？！」
1、从代表的产生看,两会代表是被安排的,而非(如其他国家那样是)选举产生的。
有人说,他们是我们的代表。
谁委託他们代表我了？通过甚麽程式授权给他们作为代表的？对此，衡南县人大常委会联络工委主任阳健倒是承认得相当坦率：「目前，我国尚未全面推行进行人大代表的竞选和普选，根据工作需要，一些身处重要工作岗位的官员通常被安排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代表们是党被安排出任的。
2、从权力功能上看,如前所述,很多两会代表系官员而兼议员,行政权与立法权溷淆,执行者与监督者溷淆。
如何立法?如何监督?官员就是议员,完全可以取消质询这一主要功能了。或,那里存在的是「中国特色」的自我质询,自问自答。
3、从代表的素质看：有不少被安排的代表是各界明星花瓶，缺乏议政专业能力；且代表总体数量众多（近三千人，如何质询辩论？）。于是，大家主要被安排去学习领导报告，其发言则是学习的心得体会，永远不变的「三部曲」：1）肯定，2）结合实际说明，3）建议。
4、在两会与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中国共产党——凌驾一切。连号称「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都得俯首听命，在它操控之下，逃不出如来佛（党）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