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郑义先生,旅美中国作家
一，中国科幻影片《流浪地球》聚讼纷纭
1)《流浪地球》概要
这部大获票房的影片,其故事设定在2075年,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而面对绝境,人类将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找人类新家园的故事。
2）争论蜂起
关于人造生物圈（社会）的实验设想
关于“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2）实验模拟地球的历史性努力
“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2）实验的主要任务是模拟地球，即“生物圈一号”的生态环境，实验建筑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是一个由一系列钢材，水泥和钢化玻璃结构起来的封闭的生态系统
地球给人类上了重要的一课。“生物圈二号”的失败，是对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它试图以高科技建立一个人造的生态系统，这在前提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迄今以来的历史证明，人类从来不是生态平衡中的积极因素，只有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才能看到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大自然。
认为飞船太小，无法维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因而要带着地球去流浪，这就等于要避免一个小麻烦而制造了一个大麻烦。这种不惜地球瞬间毁灭的超前的智慧和勇气，就不是人类，甚至神类所能理解的了。
二，影片的意旨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解？
“中国拯救世界”
习式“厉害国”的余绪
2）关于科学主义和“工程师主义”
影片要驱动地球远离太阳系，并不惜为人类长远生存而摧毁生物圈，牺牲掉35亿活生生的生命！《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由大机器全盘操控，影片把大机器视为人类的救星，并勇敢地创造出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的巨型发动机，使地球停转，并飞往凶吉未卜的遥远的宇宙。
科幻文学，影视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流派或倾向：科学崇拜和反科学崇拜科学崇拜的优秀作品屈指可数，而质疑，抵制，反对科学崇拜的好作品不胜枚举，蔚为主流。在福斯特稍前，一代科幻宗师，英国著名作家·H·G·威尔斯在“月球上最早的人类”中也表达了质疑科学崇拜的思想。
“工程师主义”：共产国家自诩的统治合法性是，他们是科学真理的唯一代言人。与此相伴随，其治国理念有很深的“科学主义”特别是工程师心态。为区别于一般的科学主义，我称之为“工程师主义”。
众所周知，流传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头禅”之一：“教师，作家和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发明者，是斯大林。
既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然有权给人“洗脑”，或称“改造思想”，或称“塑造世界观”，或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想得出来的最高褒奖词是“工程师”。
中共建政初期对大学的“院系调整”，也正是这种工程师思路的典型表现。
“工程师主义”的基本特点，其一是把社会看做一台大机器，所有的人都是这台机器的零件。其二是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社会）终点目标，所有的人和事，都要为该目标服务，不计手段，不惜代价。其三，是要有一个总的控制中心，要设计一个精确的施工蓝图，每一步都要考虑周全，每一步都要在中心的监控之下。因此，它强调统一性：统一思想，意志，号令，步伐，行动因此，扼杀个性，创意和自由是其与生俱来根本特征。
试设想，在这样一种充斥着这些机械零件术语的机器人大工厂中，你要去讲每个“零件”的独立思考，个体自由意志，那自然是吃错了药，不懂这个机器王国的特殊“国情”了。
计划经济，极权政治是在这一套话语系统中才得以推行的。
3）万物之灵 - 人的消亡
自从创造了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科学家们一直忧心忡忡地准备着，不知哪一天它会被用于制造一个经过基因改动的人类。
前不久，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他创造了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一对在当月出生的双胞胎女孩。许多国家禁止这样的工作。
几十年生命科学的进展表明，通过细胞核的编辑，移植，我们可能复制出千千万万个“爱因斯坦”（当然也包括希特勒）。而这一切，完全可能由极少数专家静静地在实验室中完成这就产生了一些最基本的伦理问题：？？不可重复的个人独特性，个性，人的尊严何在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人文基地何在科学（探索）自由和个性尊严何者更为优先？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是否必须改写？
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个新的科学上帝不仅获得了征服世界的能力，并开始摧毁上帝所造世界之珍宝 - 人。
三，两种文化的分裂
1）科技一枝独秀
无庸置疑，近三百年来，人类文明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显着特征是，自然科学及其副产品的科技，触目惊心支配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恐怕可以认为这是近代与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最基本的区别。特别是近百年来，经历了以相对论，量子力学，核子技术，信息技术，IT大数据，生物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狂飙突进，它们正在加速度笼罩人类社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的主要精神运动，哲学思潮都与科学技术的进展有关：或是它的精神响应者，或是对它的批判性反思（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前者的主要代表，海德格哲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乃至六十年代反叛运动和当前的环保运动是后者的典型。）
2）上世纪关于“两种文化”的争论
在西方，1958年年，一个学物理出身的名叫斯诺（CPSnow）的英国作家，出版了“两个文化”一书，引发了与利维斯（FRLeavis）之间激烈辩论，并导致了广泛的反响。（持续达十几年之久。这场辩论把两种文化之争推向了顶点。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和两种知识分子，相互语言不通，恰如聋子，无法对话，且愈行愈远。）
实际上,观察一下身边,环顾一下世界,就不难明白,当代,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往往对现代文学和哲学一窍不通,对现代音乐和艺术格格不入,对历史仅知ABC,反过来亦然。一位历史学家或文学家,画家会把量子力学的矩阵和方程视为天书,把设计电脑程序视为地狱里的煎熬。
达。芬奇式的文艺复兴巨人早已不复存在了。
显然，这种分裂肇始于现代文明所依赖的专业化分工。
实质上，这是一种“知识禁欲主义”。
这种“知识禁欲主义”是指把自己完全局限于专业化的狭隘领域，遏制对于其他领域和现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窥视欲望。结果，人就成了这种专业化的奴隶。
至此，中世纪知识分子“性的禁欲主义”已被现代的“知识禁欲主义”所取代。
人类如同浮士德一样，同科学技术这个“魔鬼”已经订立了契约，走上了不归路，命中注定已经甩不开它了。出路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