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巩胜利先生,中国经济评论家
一、民营企业家何以外迁？
外资： 中国外资正以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群体外迁……三星、 富士康、优衣裤、无印良品大幅减少中国工厂，耐克、阿迪达斯此前已将生产工厂转到越南。
内资：内资企业有条件的也在设法外迁。企业从谋划迁移到实际搬迁，至少需两三年，因此2019 年起的今后三年，企业外迁潮会一年比一年猛，其后果将比目前能预想到的更严重
1、先知李嘉诚的故事
2、曹德旺的福耀集团赴美投资建厂
3、投资国外与资本出境
4、导致企业外迁之因：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另，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致外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
二、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中国国家统计局及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月28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2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2%，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低于预期的49.4，前值为49.5，这是PMI连续第三个月位于枯荣线下方。而且是2016年2月以来最低位，显示中国制造业还在继续下滑。
具体数据显示，大型企业PMI为51.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PMI为46.9%和45.3%，分别比上月下降0.3和2.0个百分点，均位于临界点以下。
中国国企和民企经营环境的差异：
国企得天独厚：关于其行业的垄断，关于银行融资的便利，关于“做大做强”—— 因此，由于其垄断性，国家补贴、融资的无限性，….尽管效率低下，国企仍是“中国经济主体”。
民企日益艰困：关于税负，关于融资难， 其外部困难约20%来自于重税，20%来自于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还有60%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困苦不堪。但仍然承担了全国就业的60% 以上。
法制环境： 政府部门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让企业普遍处于违法状态，政府官员随时可上门刁难处罚，这是中国所有民企面临的常态。
三、中国民间经营的制度成本
纳税者的双重负担—— 党政二元体系、两重官僚结构
其成本大幅度直接推高税收
巨额的维稳经费、腐败
政府需养大批冗员以维稳，腐败是专制政体运行的润滑剂，“纵兵劫掠”也是养兵之法。官员权力寻租与蛮横折腾企业带来的负担与损失，
非法治的权力寻租
没有独立公平的司法。政府官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官吏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最令企业经营者心力交瘁。应对这类骚扰的时间与精力，是企业经营者更大的成本，比法定的高税收与社保更伤害企业。
四、民营企业的出路
1、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或称“倒逼式改革”
2、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