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宋永毅先生,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 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
一、在中国内外 北京进行的“话语权战争”
1）“讲好中国故事”的软实力攻势
中共一方面在国内异常严酷压制自由言论，打压自由知识人、记者和律师等，如许章润、许志永、任志强、李文亮、陈秋实、张展、耿潇男事件等等。
特别是2020年，新冠病毒自武汉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扩散以来，中共对媒体和各类异议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神经质的病态。这从他们对华裔导演赵婷前捧后封，以及对美团主管在网上贴出的《焚书坑》一诗的过度敏感反应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中共近10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国际媒体及记者的影响，借此讲述“中国的故事”，影响外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有报告说，中国正通过收购外国媒体、大型电信企业来控制各国民众获取新闻和资讯的途径，而这些行为都有逐年增长的趋势。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政府便开始部署一项耗资450亿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推动中国官媒向国际扩张，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们收购外媒，购买广告，对外国人悄悄洗脑，并“利用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来刺激潜在的批评者闭嘴”。
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来，便向美国媒体支付1900多万美元印刷费和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以插页形式加进美国媒体刊物中。虽说是插页广告，其文宣更像是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在有线电视领域，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可以收看到央视（CCTV）和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家庭分别为9070万和7950万户，而亲台湾的东森电视台（ETTV）和新唐人则只占很小一部分。
显然，中共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全球传媒新秩序”。
2）中共封锁信息及其大内宣大外宣的社会效果
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控制网络信息流通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大被广泛认为世界绝对第一。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中共在过去的20年里逐步封闭中国网民获取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筛选的信息的渠道，建设所谓的国家级网络防火墙，即信息柏林墙。有整整一代中国人，是在网络防火墙/信息柏林墙后长大。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究竟造成了什么后果？
i 养成一代民族主义者
中共当局通过网络防火墙对它不喜欢的信息予以不遗余力的封锁，加上中共当局大力宣传有利于当局的信息，导致中国出现众多的年轻人持有强烈的、基本上是支持中共当局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这种新一代，会将国内国际间对中共统治的批评视为敌视中国。
ii信息柏林墙后长大的中国年青一代何以相当部分拥护中共？
Politico杂志认为，是因其看不到真相。
另有学者认为，突破防火牆并不难，难的是他们没有突破牆去看真相的意愿。
（一项社会科学试验显示，主办方在北京向大约1000名大学生提供免费翻墙软件工具，让他们可以在1年半的时间里，随意浏览不受当局筛选的信息。但发现，大部分学生对这种信息兴趣缺缺，将近一半人根本就没有用翻墙软件，用了的人也几乎没有用它来浏览被中共当局封锁的网站。）
Iii谎言与假新闻究竟多有效
2017年，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据信雇佣大约二百万“网络特工”冒充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帖引导舆论，他们估计中国政府每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大约四亿四千八百万（4.48亿）条帖子。
在积极推行规模庞大的网络舆论操控的同时，中共当局也不断采取禁言、销号、骚扰、拘留、罚款、抓捕、判刑等方式，惩罚在互联网上发表中共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中国网民。当局这种舆论操控的正反两手的操作，使中国的网络舆论看上去越来越符合中共的喜好，使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惊呼或哀叹，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洗脑成功。
有研究者说：“中国大众希望一个一党独裁的、强大有力的、有一点点自由的、但不要太多自由的中国，他们也不想要朝鲜式的或毛泽东式的一点自由也没有的中国。中共有一个网络，不像朝鲜一样直接不用网络，不用互联网。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目前确实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就是有网络，但你们只是在局域网里玩一玩，你们可以说几句，但不能说的太多。你感觉你好像是有自由，但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中国人特别欢迎。”
是这样的吗？
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1） 首先，中共的宣传模式似乎并未起到太大效果。中共的外交形象自习主政以来，却每况愈下，特别是2020年以战狼姿态办宣传、办外交以来，经历了断崖式的下坠。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冯建三告诉美国之音：“宣传往往是强化同温层的再次同温，未必能说服其他，或改变其他更多数人的倾向。”
2） 从中共的焦虑性排序看，言论控制高居第一，日益严酷，空前非理性。如果若即若离的中共式谎言与假新闻达到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成功，那就无法解释北京对舆论、对媒体等控制得如此骇人听闻了。
3） 目前中共在全球丧尽人心，在各国国民中形象直线下落，事实说明其舆论管控是大大失败的。
三、北京的“阿里斯之钟”
根本的问题是：哪一点是共产政权最核心的要素，离开了它，就不成其为共产政权？
定义共产政权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诸如：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党国一体）、（共产）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斗争治国、（国有制）计划经济、缺乏普选制度、反对权力分立……等等，这些当然都对。
然而，回顾历史，当共产主义已经开始式微，各个共产政权纷纷被迫改革之际，他们模仿西方国家。人们见到了尝试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在意识形态上已不提马恩列斯毛主义的共产国家，见到了试验部分选举的共产党国家，见到了实验某种国会制度的共产党国家，甚至也见到了在外交上结交民主国家以抗拒另一个同类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国家, 等等 ……。
但是，我们曾经见过一个真正实施言论自由，即允许私人办刊、办报、办电视、广播、网站的共产党国家吗？我们见过一个真正允许舆论多元的共产国家吗？没有，一个也没有。
的确，是有从共产国家转变为实行言论自由的国家的先例，不过，那已经不再是共产国家而是宪政民主国家了。譬如，捷克，波兰，立陶宛……诸如此类。
所以， 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 这才是共产党的“阿里斯之种”，是共产政权的命脉所系。总之，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决不松口，半步也不能退，是极权政治中核心的核心。
自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领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自不必说，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与毛时代面目全非。但是，万变之中，有其不变，那就是：新闻出版领域，几乎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倒退，尤其是当下习近平统治的中国。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舆论一律”，中共治下新闻界的铁律。
因此，逻辑的结论是：言论封锁是共产国家最核心的制度要素。冲破了言禁，精神的锁链将被解除，谎言将不攻自破，一系列伟大的历史性变迁将联袂而至。
因此，各类冲破言禁、网禁的措施都是必要的，而且日益必要了。譬如消解柏林防火牆，譬如宋永毅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的中共文件资料大汇总，譬如劳改研究基金会最近完成的虚拟网络劳改博物馆，都是冲破封锁的功德无量的业绩，必将发挥其历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