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郑义先生，居美中国作家，巫宁坤先生之友
一、巫宁坤: 当代中国知识人苦难的缩影
著名翻译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巫宁坤先生于8月10日归于主的怀抱，荣升天国了。
巫宁坤（1920年9月－2019年8月10日），江苏扬州人，他的代表译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等。巫宁坤在晚年还着有回忆录《一滴泪》（中英文）、散文集《孤琴》等。
巫宁坤将他的苦难人生和共产极权的罪恶写成了《一滴泪》。余英时先生称此书是中国知识人的“心史”，他说：王国维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一滴泪》便是“以血书者”，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巫宁坤年轻时思想偏左，对共产党有好感。抱着满腔爱国热情自投罗网，不仅学业荒废，而且遭受无尽的苦难。对比李政道可谓天壤之别。但巫先生将自己的苦难和对中共极权的控诉写成一部血泪史，警示后人。
二、赤子之心 —— 不设防的人生
巫宁坤其人：1）天真老顽童
2015年在巫先生九五华诞家宴上，巫先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快人快语，直抒胸臆，不避忌讳，声似洪钟，。并当场吟诗一首：
《自寿诗》
浊酒一杯家万里，醉卧他乡死亦难。
一室一厅藏拙处，两袖清风艳阳天。
三生有幸逢知己，四海为家活神仙。
九十五年非一梦，留得孤琴献苍天！
2）性格即命运
1951年，巫宁坤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面对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巫先生以其坦荡之心，对新政权毫不设防，“乘风破浪”地被人“请君入瓮”了，酿成了他持续几近三十余年的噩梦。
在1955年所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南开文学院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南开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反革命集团”的头目。
1957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年份。这年，李、巫两同学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李政道成了第一批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名誉声望如日中天，事业到达最高峰，迎来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与之相对应的巫宁坤却跌落于事业的最低谷，步入人生的最黑暗时期。他被定为名列全校榜首“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备极磨难，罄竹难书。
但三十年磨难并未摧毁他的忠心价值。早在“右派”尚未彻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态复萌”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国外国文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发出了狮子吼——“选取自由的文学，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还是那个老顽童巫先生！
余英时先生“听巫先生谈论，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里如一；一席话之后，我便完全懂得：他为什么绝对逃不过毛泽东的‘阳谋’了。”
三、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巫先生将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巫先生虽然备受苦难， 然一生不改其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的坦荡、诚挚与宁静。
正是由于巫先生内心的宁静，他才能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经历清理出来，并循此而寻求其苦难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一方面《一滴泪》体现了极高的价值。
《一滴泪》——中国现代知识人的缩影
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
它是在共产制度下中国人苦难的缩影。
这是它具有的历史价值，也是其文学价值。
巫先生的“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的人生，至此，似乎可以加上“我获救”。
他曾对采访者何伟说：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一滴泪》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这是巫先生一生殉道的夫子自道。作为一位中国士人，他立言立德，堪称君子。作为一位天主教徒，他已获得救赎，归返天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