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吴国光博士,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原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1月9日，鲍彤先生去世了，享年90岁。鲍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得力助手，是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也是出狱后近些年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标杆式的人物，是中国社会推动文明进步和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是凝聚各界人士的一个精神中心，广受尊重。他的去世，真可谓“哲人其萎，大树飘零。”
一、 鲍彤其人
1 作为赵紫阳秘书的鲍彤
鲍彤对赵紫阳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贡献
1980年代，在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彤是他的政治秘书，辅佐赵紫阳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高层设计。许多重要决策出自其手，赵的许多重要文稿也是由鲍彤草拟的。他们两位高度信赖，早已超越了中共体制内领导人与秘书之间的关系，而升华为理念高度一致的知己关系，经受了重大危机的考验，称其为生死之交亦不为过。
2)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办公室负责人的鲍彤
鲍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
他说：“在不愿意做奴隶的共产党员们支持‘改革’的同时，另外一些坚持毛泽东身后中国人必须继续做奴隶的共产党员们对‘改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讨伐和镇压。以上这两种力量的消长，形成了1980年代‘改革’潮汐的涨落”
鲍彤是当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脑。
3) 六四后作为民间精神领袖的鲍彤
鲍彤出狱后,很快成为中国民间众望所归的凝聚人物。他的丰富而久经考验的政治经验,深邃而准确的政治洞察力,睿智而成熟的政治智慧,成为在黑暗中引领灾后中国社会风向的强大精神引擎,和心理治疗的温润的港湾。
二、 鲍彤先生与1989年六四事件
1 鲍彤在1989年
鲍彤拟定赵紫阳会见戈巴乔夫的谈话稿。在文稿中写明了邓小平是作为中共最高决策者。把此事的缘由从1987年到1989年5月仔细梳理了其来龙去脉,阐述了何以需要写进谈话稿的基本原因。
此事对1989年事件的涵义？吴先生认为会谈中有此句与无此句，均不能改变1989年事件的结局。
2) 鲍彤对六四事件的核心观点:
纽约时报(2018年5月23日)曾刊登李南央对鲍彤的采访。报道说,很多人认为邓小平之所以要镇压学生,是为了要保党、救党,但鲍彤认为,这是个误区。他说:"邓小平不是保党,而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
鲍彤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鲍彤说：“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吴国光（2019年6月）：1989年六四前夕，中共内部曾发生一场由邓小平授意的军事政变，断绝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赵紫阳是总书记应代表党。邓小平和几位元老，没经过中央全会就私下开会拿掉赵紫阳，而“政变”说，就是基于这个事实。
也有人对此有些不同意见，认为邓作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拿掉赵的名义最高位置，称政变有些勉强。你的理由如何？
其实，这与戊戌事件慈禧剥夺光绪皇帝权力是一样的。历史上，也称戊戌政变。
三、 鲍彤对现代中国的意义
1)人格风范
鲍彤之女鲍简在Twitter上表示,其父亲"对这块土地仍然充满希望",并引述他在几天前90岁生日时所言:"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的历史的存在……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2)历史场景的重现
已故史家余英时教授曾经谈及鲍彤及吴国光参与编著的一本有关赵紫阳的书, 他指出:
“鲍彤与吴国光两先生——正是当年赵紫阳“改革开放”政策的设计人和执行人。……“余先生说该书“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因为梁也是以参与者的身份撰写这部名著的。但梁书仅代表一人之见，且即写在政变之后，时间过于仓促，未免美中仍有不足。我们不妨作下面这一想象：戊戌七月光绪帝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与新政，自此光绪有所询问于康有为，则命四卿传旨；康有为所陈奏，也由四卿密陈。让我们假想四卿未被诛死，并且多年后和梁启超合撰一部《政变记》，那岂不是史学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业？已出版的或计划出版的有关赵紫阳的回忆录等书籍，正是这样的书，因为其作者们当年在赵紫阳执政时期所发挥的功能正和光绪变法时期的四卿，先后如出一辙。“
3)何以中国历史惯性如此强大?
戊戌模式?
人们注意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正是时时被引述的参照系。
为何近代中国人们常常提及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次政治制度變革的嘗試，它所導入的世界近代政治文明的要素，它所遭遇的既得利益守舊勢力的頑強抗拒，它的悲愴失敗……使之变成了中國近代多次制度變遷和政治變化的一個模式。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戊戌主题，它贯穿于近代中国的政治过程中。
因此，人們可以通过戊戌变法的视角透视近代中国政治史；近观二者，似曾相識，人们可以在很多后发的中国事变中發現戊戌事件的种种变奏，可以發現与当年相类似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而在每一轮回中，都依稀可以辨認出自己時代的慈禧、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人們注意到，自1949年以降，大陸中國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幾乎都有一種“慈禧情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習近平表現得尤為突出。何以如此？大抵是基于中国政治逻辑， 即，在中國歷史的政治博弈中 ，常常是“慈禧”战胜“光绪”“康梁”，也即“后党”战胜“帝党”。雖然並未公開直言，但其行為方式表明，毛鄧江習的政治直覺使其統統歸宗認祖於慈禧，而斥責“光绪”和“康梁”為所謂“賣國主義”。
人们不会忘记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文章。作为毛泽东射向政敌的致命炮弹，该文直接借助戊戌政变，以古喻今。文中毛泽东对光绪及其帝党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反衬出了他浓重的慈禧后党心结。
邓小平在1989年与赵紫阳的政治对决，就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变重演。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与名义上最高职位的“君”—赵紫阳，存在结构性困局，盖源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赵，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
4)中国士大夫的当代传人
在我们的眼中,鲍彤老另有一番面目。举目望去,在那片蛮荒土地上,鲍彤可称硕果仅存的中国的几位士人,是最后的士大夫。鲍彤在赠吴伟的一首诗曰:"三十三年难入梦,难歌难哭难惊。闲从窗里数阴晴,风云天际事潮汐,起三更。"从中可想见其情怀,令人顿生"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惆怅。
5)舍鲍其谁?
当鲍彤十几年前出狱归家,旧雨新知络绎不绝登门拜访,经此大难,老人渐成好友亲朋主心骨。当时我忽发奇想,倘若鲍彤足够长寿,倘若中国的转型不至过于漫长,如此,当那大写的日子降临,届时,承担起历史转折中枢者,舍鲍彤其谁?
他的丰富而久经考验的政治经验，深邃而准确的政治洞察力，睿智而成熟的政治智慧，作为在黑暗中引领灾后中国社会风向的强大精神引擎，和心理治疗的温润的港湾，舍鲍彤其谁？
可惜，这个梦永远幻灭了，这个前瞻性的想象不可逆地失落了！
但是，鲍彤的精神是永存的。哈佛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赞扬赵紫阳的话对鲍彤也是合适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効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