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这里是《中国最钱线》，我是主持人子朝。这段时间简中网络上对于越南崛起的讨论相当热烈。这期节目，我们会谈到越南的过去和现在，谈谈它可能的未来。顺便，以我所知道的信息，分清楚一些“事实”和“期待”。
“新世界工厂”蓄势待发
四五月间，伴随着中国经济在封城的萧瑟中陷入停顿，各类关于“越南吃饱”的消息在简中圈内刷了屏。抖音上和各种微信群里经常有人转发胡志明市——我更愿意叫它的本名：西贡——的璀璨夜景。虽然只是沿着西贡河的样板地段，不过还是让人想到了死寂的上海。短视频里越南工厂那些跟中国南方各省人无法分辨的，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工人，让许多吃到WTO红利的人回忆起曾经野蛮生长的深圳。而在今年初刚刚战胜过中国队的越南国足夺得东南亚杯冠军，河内街头狂欢庆祝的人群，更让许多人想起2001年7月北京的那个夜晚。再加上各种“越南开启民主改革”“越共宣布允许大学自治”“越南国会可以直选”的真伪难辨的“好消息”，这让许多对于越来越魔怔的中国深感失望的人感到，越南就是他们的“爷青回”。
我们从数据上看，越南确实充满希望。2022年4月，越南出口额达到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25%之多。今年前四个月，越南累计出口1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6.4%。越南的出口额已经和中国第一外贸重镇深圳相当。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人口比越南多20%，经济总量是其5倍，但出口额仅相当于越南的两倍。这背后是国际大企业的纷纷站队，风向标便是作为中国出口第一支柱的电子行业。目前已有30多家企业，16万越南工人为苹果公司劳动，虽然与中国苹果产业链的数百万人不能比，但库克先生已经放话要在几年内将主要产能转往越南。三星作为韩国的“正国级”企业更是先走一步，目前越南已经占据了三星50%以上的产能。至于给跨国公司做专业监工的台湾代工企业早就在越南深度布局。甚至中国企业也在助推这一过程：苹果产业链上的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公司不得不跟着大客户的指挥棒，在越南投资设厂，置祖国的数亿灵活就业人口于脑后。甚至公认看风向最准跑得最快的李嘉诚也大举进军越南，助推火热的西贡楼市。
越南总理范明政是目前全球财经界的大宠儿。在习近平已经当了两年宅男，中国官员出门几乎就是为了吵架的2022年，这位老兄穿梭于西方主要国家首都签署各类经贸协定，与硅谷大佬、华尔街投资家频繁互动。他的身影让许多30岁以上的中国人依稀想起当年同样受到西方世界欢迎的江泽民和朱镕基。
越南确实有巨大的潜力。它有一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70%，处于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平均年龄比中国年轻近十岁。它拥有大片肥沃的冲积平原，水稻两年七熟，是世界最主要的大米出口国之一。它狭长的国土等于全境临海。最重要的是，它虽身处东南亚，却是东北亚汉字文化圈的一员，人民惯于辛勤劳作且“容易管理”。甚至它跟中国一样，名义上奉行共产主义，看起来也可以享有足够的“低人权优势”。越南看起来就是妥妥的新“世界工厂”，华尔街投行和美国各路经济学家都纷纷称越南将是“下一个中国”。但越南真的就是中国的“小型复制品”吗？
苦难与光荣：离天堂太远，离中国太近
“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这句在越南家喻户晓的汉诗，产生于越南独立国家刚刚建立的11世纪，出自越南民族英雄李常杰将军对宋帝国侵略军的回应。这句诗体现的自我认同，贯穿了越南自中国独立后的一千年历史主线。 越南是东亚唯一曾沦为中华帝国直辖郡县，又成功独立并形成自己独立认同的国家。它跟中国——准确说是中国的某一部分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如此相像。但它又有最顽强的独立意识，通过北方侵略者的一次次失败塑造自己的荣光。它不同于始终保有独立性的日本，也不同于秉持“事大主义”自居小邦的韩国，而是将自己看作与北方帝国平起平坐的“南国”“南帝”。
在15世纪之前，越南的疆域仅限于今天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这一地区自汉帝国吞并独立的南粤国以来便成为帝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在汉唐时期，这里是岭南人口最多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比彼时的两广要“中国化”得多，是当时长江以南为数不多的富庶之地。但这块土地有一个独特之处：它身处已经高度印度化的东南亚，是当时封闭的东亚大陆上唯一和异文明直接接壤的区域，堪称中华文明的南方前哨。但在遥远的帝国中央政府看来，这里的用途只有流放官员或抢夺奇珍异宝。帝国的统治对这里的人民分外残暴，迫使当地人不断起义反抗朝廷。但对于外部敌人，尤其是南面泛海而来的印度文明却十分软弱，从汉到唐，交州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面积不断缩小，甚至多次被邻国攻陷。帝国的统治已经如此令人失望，终于在唐末五代的大乱中，交州的土豪们抓住机会，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
这一标志着越南民族国家建立的标志性节点，在当时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毕竟跟交州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的闽粤，甚至当时要“异国”得多的云南，中国人来了再也没走。实际上宋元明清四个中华帝国也都曾企图重新占领所谓的“交趾”之地，但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以至于今日越南骄傲地称自己的历史是“千年抗中史”。这个曾被称为交趾或安南，形式上经常被视为中国藩镇的国家，在东亚式中央集权帝国的外衣下，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向北防御、向南扩张都需要一个尚武的社会环境，长期处于动荡的环境也使这里中央集权程度一直较低。特别是北方帝国已经衰落的佛教在这里一直拥有中古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在近代甚至还诞生了各种本土新兴宗教。15世纪明帝国一度成功的入侵激发了越南民间社会的活力，赶走侵略者之后越南开始了三百多年堪称三国演义plus的群雄争霸时期。这段混乱的时期反而伴随着大规模的扩张：各路互相争霸的土豪势力，加上大批逃避中华帝国统治泛海而来的闽粤难民，在三个多世纪时间里将东亚文明的南界推进了一千多公里，直至把湄公河三角洲这片世界上最肥沃的水稻田收入囊中，造就了今日越南狭长的版图。这一动荡时代直到19世纪初才结束于阮氏王朝“大南帝国”的大一统，清帝国的士大夫害怕这个南方大国图谋两广土地，将其命名为“越南”，正式承认其独立于中国本部之外。而此时，法国人的船队已经出现在湄公河口的海面上。
越南近代以后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法国人带来了西方文明和天主教，用以书写本民族语言的拉丁字母，以及有点意外的礼物，共产主义。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这里一直是冷战中最热的地方，数万美军殒命于此处的热带丛林中。战后近千万越南人流散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拒绝承认当前统治越南的共产党政权。我现在的家就在南加州“小西贡“旁边，这里的越南裔居民按人口算，相当于越南的第五大城市。超过本土人口5%的海外越南社区，依靠其经济实力，仍然可以维持与母国的分庭抗礼局面。
回顾越南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国家在中国文化和东亚式集权一统的躯壳之下，内部一直存在着多元的权力结构，社会格式化的程度远低于北方邻居，对于这个民族保持长期活力自然是有利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和越南条件类似的闽粤如果是独立国家，其成就恐怕还要高于越南。但这也意味着很难说越南就会100%复制所谓的中国模式。
“改革榜样”？简中网络的郢书燕说
在简体中文网络上，越南其实很少指代它自己。要么是一些人为了规避审查或者讽刺用越南当作中国本身的代号，所谓“五星越南”；要么是向往自由民主的一些中国人用以“对比衬托”指桑骂槐的“工具国”。后一类人日常会转发诸如“越共宣布大学自治”“越南深入推进民主改革搞议员直选”甚至“越南总理签发民主改革命令废除x禁”这类内容来表达他们的“期望”，特别是对中共高层中有“健康力量”主动推进“民主改革”的期望。那真实的越南到底怎么样呢？
作为越南形式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其议员席位确实是人民直选的。实际掌握权力的越共总书记一职，也是党内差额选举投票产生，并一度形成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惯例，跟曾经的中共一样。越南也确实没有防火墙，年轻人和美国的同龄人一样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我曾经去过越南几次，在西贡——我最喜欢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认识一些朋友。相比中国的同龄人，他们普遍对共产党当局持更直接的批评态度。在经济上，越南土地是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和共产党国家机器的存在感同样稀薄，在共产政权统治时间较短的南方更是如此。
但事实上，越南离民主自由的距离，可能也只比中国近一点点。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度指数排名中，越南是世界倒数第七，比倒数第四的中国强得实在有限。就在去年，越南多名异议记者被判处10年以上的重刑。越南国会议员确实是民众直选，但候选人资格需要经过重重审查，审核权基本掌握在越共组织手中。越南国会500名议员中，485人为越共党员，极少数成功闯关当选的也不过是类似中国民主党派那样的花瓶。现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上任后模仿北方邻居以反腐名义进行大规模党内清洗，并已于去年成功开启自己的第三个任期，打破不得连任两次以上的惯例。在西方世界对抗中国的大环境下，他的专权之路走得平静又顺利，令北方那个为了连任把全世界搞得鸡飞狗跳的天降伟人羡慕不已。像90年代的中国一样，腐败也充斥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这一点对于游客来说更容易感知到——从你刚踏上这个国家土地，海关工作人员问你讨要小费的那一刻开始。
越南相比北方邻居，更不要说东北亚太阳国，确实拥有更多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并不是越共当局“审时度势”赐予的，而是他们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容忍”的。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越南的中央集权传统远逊于中国，而受到域外文明的影响则远强于中国，加上南北狭长的地形，造成它一直存在强大的地方土豪势力。在越南历史上，佛教、天主教乃至本土新兴宗教等教团，南粤人、客家人、高棉人等少数族群，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二战以后大国参与的长期战争，则更强化了这一趋势，乃至于越共内部也是派系林立，除精神领袖胡志明之外再无强人。等到越共终于统一全国的上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在全球已成强弩之末，已经没有条件进行斯大林或金日成式的党内清洗，也无力在南方进行彻底的共产主义社会改造。加上接近本土一成人口规模，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外流亡社区的长期对立，越共在南方的统治尤为虚弱。许多“自由”的被允许，并不是越共自己“大发善心”，而是它们本来就客观存在，越共没有能力——但并非没有意愿——去夺取罢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越南改革”的美化，其实不过是幻想中共能“自我改革”的某些人郢书燕悦的美好寄托罢了。
双重含义：“越南是下一个中国吗？”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越南是下一个中国吗？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越南有许多可以复制“中国模式”的有利条件，但相比中国它的国家机器没有那么强大，也就意味着各种“低人权优势”的开发恐怕不会像中国那么顺利。实际上各大投资越南的国际大企业都普遍抱怨因为实现了土地私有，越南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推进力度远不如中国。而疫情后的订单猛增造成越南各地工潮频发，也提醒国际大企业“低人权优势”不是处处都有。从长远来看，越南对私有土地和劳工权益的较好保护，可以使人力资源的开发变得长期可持续，在中国吃了教训的国际大公司，这次应该会有更清醒的判断。
另外在国际政治角度上，越南成为“新世界工厂”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受到冲击或被取代。首先在目前来看，越南还只是进口中国配件进行组装的一个加工车间，其本身的供应链依然依赖中国。更重要的是，如部分中国野生国师正确指出的，越南并不必然跟着买家的指挥棒完全倒向西方，它目前的分工地位完全可以被整合进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加上越南执政当局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共的天然亲近，越南可能并不会得罪北方邻居。如果不考虑加工厂转移越南会带走大量就业、供应链在中国的部分并无不可替代的核心技术这两点，这一判断并不是纯粹的战狼自信。越共当局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暧昧表态，说明这个被视为中国替代力量的新兴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小算盘。
更进一步地说，越南在政治方面最好是不要成为“下一个中国”。越南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文化上也有同样的“小中华”“南华夏”大一统意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清楚表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化，反而可能强化极权统治的力量，为其带来新的合法性。对越南的大力扶植是美国和西方又一次出于国际博弈考量对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推行接触政策。越南相比中国体量小、权力分散度高，越共的历史包袱也较少，从这一点来看也的确有像韩国、台湾那样在外部压力下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越南会不会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下一个中国”，需要依靠越南内部各种“非中国”的力量，也需要国际环境的配合。它的前景大概会比中国光明，但也绝非坦途。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子朝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中国最钱线》，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