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沈彤1989年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三年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大新闻中心负责人，并曾任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协调人。沈彤认为，在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前，北大校园里关心公共议题、政治事务的人，其实并不多。
“89年的时候，我当时在北大的学生社团叫奥林匹亚科学院，我们这个学生社团是比较关心公共议题的。当时在北大关心公共议题、政治话题的学生比例其实很低，这跟后来大家的印象可能不一样。我们组织校园活动，包括其他的一些类似社团，包括王丹的民主沙龙，其实参与的人并不是很多。我们社团的学生主要是理科学生，我们当时正在推动科技方面的立法，4月15号听到胡耀邦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反应很激动。一方面觉得很错愕，觉得他还算比较年轻，怎么就去世了。 另外，我们认为他是认同改革、支持改革的，也是因为我们86、87年的学运，而变成替罪羊被迫辞职的。所以普遍在大学学生里，当时在校学生，特别是参加过86、87学运的学生里面，对他有某种的歉疚，觉得中国的改革反而因为我们的学运而遭受了一些挫折。另一方面，我这个社团里的同学最主要的反应就是，我们觉得很兴奋。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对公共事务有热情，去参与。所以我们当时是从学运的协调组织、推动的这种角度，去把胡耀邦的去世当作很好的一个契机，让更多的学生去参与、关心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开始参与北大校园的，包括一天半之后游行的这些组织。”
沈彤回忆说，最初参加学潮的时候，包括他本人在内，奥林匹亚科学院的社团成员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政治运动。学生们更关心的是科研环境、大学校园自由化、社团活动、学生会选举等议题，对自己的专业、未来也有各自的计划，没人打算长期参与社会运动或者从政。沈彤不认为自己是“学运领袖”，并觉得自己当年的一些想法是幼稚和矛盾的。
“我家里有很多人，像我姐姐和我父亲，以前就在北大，他们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整肃和挫折。其实我当时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首先我觉得学运不会持续很久，因为政府很快就会压制。如果有些人出头的话，当然承担一些风险，但是作为所谓的‘学生领袖’，其实我一直不喜欢这个叫法，因为我们冲的时候不能一起冲，喊停的时候不能停住，那怎么能叫领袖呢？但是作为学运的推动者或者组织者，其实我们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尽量的避免更多的学生在秋后算帐的时候付出太大的代价。这个想法其实很幼稚，一方面你要冲破警察国家的一些约束，都是一个全新的空间和领域，所以很难讲什么是激进，什么是温和，什么是保护学生，什么是让学生不危险。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想法蛮幼稚的，一方面觉得我们很爱国，这些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另外一方面觉得我作为学生选出来的代表，最主要的责任应该是避免秋后算帐时的代价，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混乱的想法。”
沈彤回忆说，5月13号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后，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在天安门广场，并且作为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负责人，去跟各政府部门打交道。5月20号戒严令实施后，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不过，6月3号下午，沈彤家人的朋友到天安门广场找到他，带来沈彤父亲患绝症的消息。沈彤怀着沉痛的心情，跑回西单家中，陪伴母亲。6月3号傍晚，沈彤跟一个在木樨地的北大同学通电话，在电话中听到枪声。几个小时后，沈彤在西长安街上亲眼目睹了军队开枪打死、打伤抗议民众的场景。
“6.3号晚上天黑之后，我就离开家，一直是在街上。当时在西单学生很少。西单那边，其实不光是西单，北京的主要路口，特别是西长安街，其实从5.20号戒严开始，每天晚上都有民众出来设路障、堵军车，保护学生。所以6月3号晚上也不例外，其实人很多。但因为学生很少，所以它是没有组织的情绪发泄。整个学运期间，纠察队也好，我们的非暴力原则也好，都是要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诉求和道德高度。在西单的情况就比较混乱，因为这是是民众对军车的自发性的反应，而且这是过了两个星期成功的堵军车之后，大家都觉得他们能够堵成军车，而且每个人都相信一定不会用真枪实弹。我当时跟可能2、3个学生在西单十字路口，试图让民众比较有组织一点。”
沈彤说:“我记得，当时街上很乱，不开枪的时候，街两边的民众就会往路边走，跟坦克车、装甲车、卡车上的军队去宣讲，因为前两个星期就是一个户外的全北京市的讲座，不断的跟进城的军队讲学生爱国，在北京发生了什么，大家多么支持学生，多么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这个政府改革。所以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一旦开枪，大家马上就四散跑开。我记得，第一次有人在我身边受伤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不要跑，因为可能会引起他们更多的反应，也一定不要扔汽水瓶、石块什么的。我就在跟大家喊话，然后身边就有一个人中弹。我还跟大家说，不要紧张，一定是橡皮子弹。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情绪，就是说，你根本不觉得他们会用真的武器去对付北京的市民。”
沈彤在参加学运前已经申请赴美留学，并获录取。六.四后，沈彤先是躲藏在北京朋友家中，后于6月10号持办好的护照和签证，乘飞机离开北京赴美国波士顿。在美国的头十年，沈彤先在布兰戴斯大学攻读生物学，后在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攻读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博士。期间，沈彤还和美国政要、民间人士、其他流亡人士创建了中国民主基金会，并出版了自己的英文回忆录Almost a revolution(几乎是场革命)。2000年，沈彤在纽约创建媒体技术公司万视科技（VFinity）。2011年沈彤从万视科技辞职，投身“占领华尔街运动”。2012年沈彤参与发起“刘晓波之友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善待刘霞。
沈彤说，他从未停止对六.四的回顾和反思，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认识到自己当年的一些想法是错误的。“89年我流亡之后，有很多年，大概将近20年的时间，我当时都坚持一个想法，就是说：温和与激进的这种区分。我当时在学生中间，后来在广场，各界参与之后，等于是在运动的组织和协调层之内，我都认为自己是温和跟理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的主张绝食、主张长期占领广场，主张一些非暴力的，但比较极端的一些形式，我认为他们是激进的，甚至我有一个想法，就像中国很多的民间所谓自由派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讲的，如果我们更温和的话，也许政府的镇压，也许六四屠杀就没有那么严重。”
沈彤说:“这个想法我自己发现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看到这么多国家的成功的政权变更也好，社会和政治进步也好，其实激进也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温和也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个本质上是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跟其他很多因素是相关的。而不是说，激进就一定导致运动的失败和政府的镇压。在镇压这个问题上，镇压就是100%政府的责任。这跟学生做了什么无关，而且学生和各界抗议人士所采用的方式都是非常严格的非暴力的形式，从绝食到占领，都是非暴力抗争的形式。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误区，是一个长期生活在警察社会和共产党国家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误区，认为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太激进了，所以才会造成政府的这种极端的反应。这是一种顺民的心态。所以这个是我在六.四之后过了20年，大概在20周年的时候，我才在反思和思考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谈到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可能道路，沈彤认为：“比较有效的、能够持久的民主化的运动一定是自下而上的，但中共内部的缝隙，或者中共内部的冲突，就像1989年春天那样，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人和以李鹏、邓小平为代表的另外一批人之间有所冲突的时候，政府内部的这种情况当然会对民间的活动空间，以及在抗争开始之后事态往好的方向发展会更有利。但是据我对中共党史的了解，和过去20、30年自己的参与和观察，我觉得中共体制内，产生一个有效的反对派，甚至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反对政党的可能性极低。”
沈彤介绍说，今年1月，他完成了一部有关坦克人的小说，目前，他一边在纽约大学电影电视学院任访问学者，一边在拍摄和制作一部关于坦克人的纪录片，该片预计今年年底前与公众见面。
（记者：林坪 编辑：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