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流成河：韩战造成的巨大死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韩战系列节目，讲述第三十讲《中共的收获·上》。
在上一讲中，我们回顾了在韩战停战协定签署后，理论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朝鲜半岛上军事冲突的历史，点出了韩战的战事实际上仍然没有完全结束的事实。直到今天，北韩和韩国依然没有摆脱这场战争。另一方面，对于被卷入韩战的世界各国来说，韩战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
我们还是从这场战争造成的人员死伤数量开始讲起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持续三年多的战争当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是朝鲜半岛上的平民。死于战争的平民数量，达到了200—300万的规模。
从1950年6月开战，到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参战各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付出了巨大人员伤亡。在战争中，美国军队有36573人阵亡、103284人负伤、8075人失踪、4714人被俘，合计损失152646人。韩国军队有多达137899人阵亡、450742人负伤、24495人失踪、8343人被俘，合计损失达到了621479人。此外，参与这次战争的联合国军各国部队，也都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除美韩两国军队外伤亡最大的英国军队，共有1109人阵亡、2674人负伤、179人失踪、977人被俘，合计损失为4939人。其他国家的阵亡人数，则从数人到数百人不等。
共产极权阵营军队在战争中的死伤情况，要比联合国军更大。其中，伤亡人数最难确定的是北韩军队。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北韩军队的阵亡人数在215000—406000人之间，负伤人数在30万以上，被俘和失踪人数也超过了10万。总体而言，北韩军队的损失人数，约在60余万至80余万之间。出动空军参与了韩战的苏联，有299人阵亡。而中国方面的军事损失，则比上述所有国家都要大。
根据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于1957年编写的《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公布的统计数据，在韩战期间，中共军队包括阵亡、负伤、伤病员、失踪在内的总减员人数达到了978122人，军队的总减员率达到了惊人的51.5%。其中，包括死亡和失踪在内的不可恢复减员人数，达到了174594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死亡人数达到了148793。
然而，上述数据并不能涵盖中国在韩战中的全部军事损失。在20世纪90年代，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开始汇集中国各地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统计韩战中死亡的中共军人及中国支前民工人数。随着统计的进行，这一数据在不断增加。根据2010年公布的数据，所谓的中国“抗美援朝烈士”已被统计到了183108人。到2014年，中国民政部和中共军队总政治部又公布了一个数据，表示所谓的中国“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这样，综合各项数据，中国在韩战中的人员损失，必然超过了100万。
二、粮食战争：中共因韩战对农民开战
那么，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人员损失的中方，通过韩战得到了什么呢？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知名学者宋永毅，在他发表于的2013年的论文《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中，对韩战与中共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制造的大饥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出色的研究。
宋永毅指出，自从中国介入韩战之后，便面临着“军费浩大、支出暴增”的问题。由于介入了韩战，中国官方的征粮额随之水涨船高。在1949年，中国的粮食实征税额以细粮计，达到了248.8亿斤。到195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61.5亿斤。1952年，这个数字则是357.8亿斤。这样巨大的征粮额，自然要通过从农民手中征收粮食获得。中共元老陈云对此曾在1950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为了满足征粮需求，需要“请农民帮忙”，“还是多剥削农民”。
另一方面，通过韩战，中国的重工业体系开始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畸形地膨胀了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的迅猛增长。1953年，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61万人。这样一来，生产粮食的人数变得就更少，农民满足中共的征粮需求也变得更难了。在韩战停战协定签署后，中国当局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通过发展轻工业改进民生。另一个是继续维持、加强这一畸形的产业结构。中共所选择的道路是后者，而后一条道路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加强对农民的盘剥。
从1953年年底开始，中共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根据宋永毅的研究引用的材料，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于统购统销曾有过不少谈话。毛泽东曾表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粮食征购是对农民进行“改造”。邓小平则说，统购统销是对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由政府在农村对粮食进行计划征购，在城市进行粮食的定量配给。至于向农民“统购”多少粮食，则完全是由官方说了算的。这样一来，农民在交了被称为“公粮”的农业税后，他们包括种子、饲料、口粮在内的“余粮”就也成为了官方征收的对象。宋永毅指出，中共的这一政策，与苏共在俄国内战中进行的残酷的“余粮征集制”没有区别。
在这样的政策下，中国当局对农民发动了一场异常残酷的“粮食战争”。在1953—1954年间，就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被活活饿死，重灾区包括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地。这些地方，也正是1959—1962年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根据宋文的披露，时为中共四川主要负责人、后来在大跃进期间饿死了近千万巴蜀人民的李井泉，在1953—1954年间就已经对农民表现出了异常的凶残。仅仅从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就有至少512名所谓“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被当局处决。一些农民奋起进行抗争，被李井泉定性成了“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许多人被关押、逮捕、杀害。在“统购统销”政策的重灾区，许多农民因为抗拒干部的强迫卖粮，遭到了殴打、绑吊和挨冻等刑罚。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被饿死或者自杀、被中共干部打死的情况。
除此之外，中共也在1953—1955年间在农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将1.1亿户农民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当中。这样一来，农民就变成了合作社以及主导合作社的中共干部的依附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不会坐以待毙，而是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在广西，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开始，不堪中共折磨的农民在1954年1月展开了激烈的抗争，采取的抗争手段包括殴打干部、破坏电线、焚烧粮仓、发传单写标语等等。在江西星子，有农民在1955年5月因为反对征粮，捆绑了一名区委书记。在浙江青田，还有农民打死了中共的乡党支部书记。在安徽、山东等地，也发生过不少民众殴打干部、夺回粮食的事件。对于这些反抗，中共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宋文进行的统计显示，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文件，1957年中共治下的各地发生过10次被中共定性成“反革命暴乱”或大规模“暴乱事件”的民众反抗。其中，有两次所谓的“暴乱”甚至被中共直接派出军队残酷地镇压了，反抗的领袖也都遭到了枪杀。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大规模的饥荒在1955—1958年之间蔓延了开来。在有的地方，死亡人数达到了成千上万的级别。例如，在广西平乐地区，1956年春有上千人在饥荒中死去。在云南陆良县，仅仅根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在1958年初，就有12912人因为征购造成的缺粮饿死。这样，在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前夕，饥荒实际上已经随处可见，通往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的恐怖道路，已经被中共修好了。而中共之所以能修好这样一条恐怖的道路，正是因为韩战而引发的粮食高征购。
三、中共制造的惨烈饥荒开始于大跃进之前
以上这些内容，就是宋永毅的出色研究披露出的历史事实。习近平在中国当局于2020年10月举办的纪念中共军队入朝作战70周年讲话中，曾经表示韩战给中共治下的民众所带来的，是保卫了民众的“和平生活”。然而，从史实上来看，这些民众因为韩战所感受到的绝不是什么“和平生活”，而是一场中共对他们发动的残酷“粮食战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被活活饿死、被中共干部活活打死，也有很多人奋起反抗，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事实上，早在大跃进之前，中共制造的惨烈饥荒就已经开始了。
如前所述，根据宋永毅的研究，中共进行这样规模的粮食征购，是为了满足韩战带来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产业。那么，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究竟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呢？本系列此前的各讲曾经反复提到，韩战的实际策划者事实上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则是执行斯大林计划的棋子。而作为棋子的毛泽东在执行了苏联的计划之后，也得到了苏联给他的相应报酬。这一报酬，就是大批苏联专家援华，帮助中共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工业化的产业格局。这一问题，就是我们下一讲将要涉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