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真的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了韩战的吗？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韩战系列节目，讲述第三十一讲《中共的收获·下》。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述了韩战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以及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参战各国中最大规模军事损失的事实，并讲述了中共为了维持韩战的巨大开支，以及由战争形成的以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为重心的产业结构，对民众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粮食掠夺。事实上，早在大跃进发动之前，中共的“粮食战争”就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民众的死去，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的道路已经被铺平了。一言以蔽之，韩战实际上是导致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中共这套畸形的产业结构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事实上，这套产业结构的诞生，和韩战有直接的关系。通过以棋子的身份执行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计划，中共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援助，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军事体系。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共就根本不可能将战争进行下去。
在解释这一点之前，我们还是先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今年2月1日，中国上映了主旋律韩战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这部电影，是去年9月上映的《长津湖》的续作。如我们此前所讲的，长津湖战役事实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段荣耀过去，也是中共军在韩战中打得最难看的战役之一。中共方面将长津湖战役“丧事喜办”，宣传成一场所谓的“大捷”，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在进行政治宣传方面的一贯做法。由于我们此前对他们类似行为的驳斥已进行了太多，今天对这一问题就暂不赘言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长津湖之水门桥》这部电影进行的政治宣传中，有不少文章都称当时中共军装备的是“小米加步枪”。
尽管在韩战当中，中共军在武器装备层面不如美军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军队真的是使用“小米加步枪”去和联合国军作战的。实际上，所谓的“小米加步枪”属于一种中共在进行政治宣传时常用的概念。在武器方面，中共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
在中共军出兵朝鲜半岛后不久，中共方面就第一次向苏联索要了军事援助。后世学者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勾勒出了韩战期间中共向苏联索要军事装备的情况。在这一时期，苏联最早提供给中共的武器，包括毛泽东向苏联索要的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舰、岸炮等海军武器。1950年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向苏联索要500辆军用汽车。斯大林的回应则比中共的期望更加大方，表示苏联将在满洲里向中方交付1495辆汽车。斯大林还曾在1951年5月22日表示，苏联将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新式的米格-15战斗机，中方只需要支付运费即可。除此之外，如此前所述，苏联还曾在1951年10月答应武装中共的60个师，并最终实现了56个中共师的全面苏械化。此外，苏联也向参加韩战的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型武器，包括高射炮、重炮和坦克等。（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
苏联在大规模军事援助中共军队的同时，也派出了大批驻华军事顾问。对于这一点，韩战史及冷战史学者沈志华援引档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钩沉。在中国近代史上，苏联就曾多次向国共两党派出军事顾问，支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革命军、中国的对日战争以及国共战争期间的中共军队。到韩战爆发时，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000人，并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最初的军事总顾问由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担任。在韩战爆发后，斯大林又派出了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斯大林的私人代表前往中国，不久后扎哈罗夫出任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中将则变成了副总顾问。1951年4月，扎哈罗夫回国后，苏联空军的克拉索夫斯基上将接任军事总顾问。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科托夫中将又重新出任军事总顾问，担任这一职务直到韩战结束的1953年7月。此后，苏联又有两任由高级将领出任的驻华军事总顾问，这一职务的设置一直持续到1960年7月。
另一方面，在韩战爆发后，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的人数极大地膨胀了起来。沈志华援引了一份来自台湾的档案文献，其中表示在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之间，苏联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有约8万人，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有442人，包括“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沈志华虽然认为这些数据并不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联驻华顾问和专家主要是军事人员的事实。庞大的苏联顾问团体直接受命于斯大林和苏联军方，负起了全面指导中共军队的责任，以及中方技术兵种的建设、训练与军事院校的建设和运作。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余论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二、中共通过韩战得到的经济收获：156个大项目和“一五计划”
除此之外，中共由于以棋子的身份参加了韩战，赢得了斯大林相当大的信任。因此，在中共军全面介入韩战后，苏联也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一点，当时的中共首脑都有所认识。周恩来曾表示：“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曾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从1950年起，苏联开始为中国在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等领域提供大批成套设备和援助，援助了50个重点项目。1953年5月，苏联又在钢铁、机器、电力、煤矿、石油、制药、食品等领域，设立了提供成套设备援助中国的91个重点项目。此后，在1954年10月，苏联又在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方面追加了援助中国的15个重点项目。这三批苏联援华项目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被统称为“156个大项目”。通过这些项目，苏联为中共建设起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除此之外，苏联也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科技文件和图纸。1954年10月，苏中两国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这之后直到1959年，苏联便根据这一协定向中国无偿转交了“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它建设项目的设计资料，3500套制造各种机器设备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
对于苏联在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地位，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在1952年1月16日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表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余论六《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来自中国和俄国双方的档案材料》）
苏联的上述大力援助，是通过向中国派出大批专家实现的。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仅仅在1951—1953年间，被派往中国的高级专家就达到了121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其他级别较低的专家。苏联在中国设置了在华专家总顾问的职务。在1952年年中，时任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的毕考尔金曾帮助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苏联专家所起到的作用，中国中央财经委在1952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余论六《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来自中国和俄国双方的档案材料》）苏联专家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一幅更大的历史图景：中共通过韩战得到的收获
可以说，中共在1953—1957年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核心便是苏联的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和专家，中共的“一五计划”就不可能制定，中共的整个以重工业、国防工业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建设起来。而这一切的实现，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说，是来自中共通过参加韩战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
这样一来，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就浮现在了我们面前：通过作为斯大林的棋子参与韩战，中共获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从而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初步建成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和以重工业、国防工业为重心的产业结构，以及计划经济体系。为了维持重工业、国防工业畸形膨胀的产业结构，中共遂对农民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并铺平了通往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的道路。总的来说，中共通过韩战收获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在军事层面获得了现代化、在产业层面获得了工业化、在经济层面获得了计划经济体系。对于中共来说，韩战带给了他们非常非常大的收获。然而，中共的这些收获，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民众的深重灾难。那些在“粮食战争”中因奋起反抗而被杀害、因粮食被中共干部夺走而活活饿死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将他们的呐喊和悲鸣留在了历史的深处，无情地鞭挞着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所谓“开国领袖”的“建国大业”，揭露了中共所谓“抗美援朝”的残酷本质。
不过，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图景中，还有一处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苏联如此大力地援助中共，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整场韩战，在苏联当时的国际考量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呢？中共在苏联当时的国际战略中，又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便能看到一幅隐藏在这幅巨大图景背后的一幅更大的图景。这就是我们下一讲将要涉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