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韩政权建立初期的四大政治派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韩战系列节目，讲述第三十三讲《金氏王朝·上》。
在此前的两讲中，我们回顾了韩战给中共和苏联带来的收获。通过作为斯大林的棋子加入韩战，中共获得了苏联援助下的初步工业化，并为维持这套工业化体系对农民发动“粮食战争”，从而铺平了通往大饥荒的道路。另一方面，苏联通过韩战将美国的军事资源吸引到了远东，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又通过将中共拉上自己的战车，打通了从亚热带和热带地区获取战略资源橡胶的道路，并将共产极权阵营的触角更深地伸入东南亚。
可以说，共产极权阵营通过韩战获得的这一整套体系，是出自发动韩战的元凶斯大林。然而，随着大独裁者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这套体系究竟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毛泽东以及我们在此前两讲中还没有提及的金日成，又是否会在斯大林身后继续对苏联言听计从呢？事实上，苏联、中共和北韩三方在此后的关系，是一段充满了交恶与背刺的历史。在这一讲中，我们就将开始讲述这些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正是因为中共大举出兵朝鲜半岛，一度濒临灭亡的北韩政权才得以存活下去。那么，北韩政权是否因此对中共感恩戴德，真的和中共成了所谓的“同志加兄弟”呢？事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要讲清楚中共和北韩的关系，我们还是要先从北韩政权内部的政治派系划分说起。
如本系列开头所说的，北韩政权在二战后的建立是苏联扶持的结果。北韩政权在形成之时，则囊括了朝鲜的各路共产主义人马。总的来说，他们可以分为四大派系：在中国对日战争及国共战争期间参加过中共军队的朝鲜人，即“延安派”；拥有苏联国籍、随苏军进入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即“苏联派”；在朝鲜半岛长期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人，即“国内派”，或称“南方派”；在满洲和苏联远东地区长期从事对日游击战，曾加入中共“东北抗联”的人，即“抗联派”，或称“满洲派”，金日成本人就属于这一派系。
总的来说，除了“国内派”外，其它三个派系都有相当强的外来性质。事实上，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9月，“国内派”领袖朴宪永就在首尔恢复了此前在日本统治者压力下解散的朝鲜共产党，出任朝共中央责任书记，金日成最初的党内职务则仅仅是朝共北朝鲜分局的领导者。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金日成的北方分局于1946年6月独立，并在同年7月建立了北朝鲜劳动党。朴宪永在三八线以南的党组织，则在同年11月成为南朝鲜劳动党。在这之后，随着韩国政府强力打击共产党，朴宪永等南方劳动党的领导被迫出走北韩，南北两个劳动党则在1949年6月合并成为由金日成担任委员长的朝鲜劳动党。
二、韩战爆发与金日成的初步政治清洗
韩战爆发后，金日成与朴宪永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了起来。如此前所述，当战争进行到1952年时，金日成迫切地希望停战，毛泽东则主张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最终，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北韩政权内部，朴宪永为代表的“国内派”则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主张一致。这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和根基大都在三八线以南的地区，比金日成更加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
1952年11月，朴宪永发表了支持斯大林、毛泽东立场，与金日成针锋相对的报告，表示“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要长期地激烈地进行下去”。与此同时，金日成则开始加紧搜集和制造“国内派”的罪证，试图寻找机会向他们发难。随着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病死，以及苏联新一届领导人对韩战的态度转变成了希望迅速停战，金日成也随之在同年3月至4月间对“国内派”展开了大逮捕。在随后的几年内，“国内派”的十余名领导遭到处决，其中朴宪永被处决的日期是1956年12月5日，罪名包括“美国间谍”和“颠覆分子”。这样，“国内派”就宣告覆没了。（“国内派”被清洗的过程，见沈志华：《金日成走上权力巅峰：在党内排除异己》，爱思想网，2015年11月10日）
下一个遭到清洗的派别是“延安派”。讽刺的是，尽管中共派出大军拯救了北韩政权，却不能保住与中共渊源深厚的“延安派”。事实上，随着1950年10月中共军队来到北韩后，金日成就加深了对“延安派”的戒心，将多名“延安派”将领调离了重要岗位。在1953年7月韩战停战协定签署后，中共军队继续在北韩驻扎，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戒心也因此变得更大。1955年4月，金日成展开了对“延安派”要人、中共七大的与会者朴一禹的批判，称他以“来自中国的代表自居”，说他是“反党宗派分子”。在这之后，朴一禹与北韩军在韩战中的重要将领金雄和方虎山都遭到了清洗，其中朴一禹遭到秘密处死，金雄和方虎山下落不明，应该是遭遇了和朴一禹相同的命运。
接下来，金日成又开始向“苏联派”开火。这件事的背景，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领导体制由一人独裁转向了集体领导。1955年2月，苏共最高领导人马林科夫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其中的一个理由便是贯彻集体领导方针。随后，部分“苏联派”要员开始向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发难。此外，对于金日成在农业集体化和向农民征粮方面的严酷，“苏联派”也有不同看法。1955年12月，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和铺垫后，劳动党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对“苏联派”进行了大规模批判。而进行批判的借口，则是“苏联派”在文学路线上“贬低和排挤北方无产阶级文学家”，吹捧与“国内派”有联系的“南方派作家”。会后，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苏联派”要员被开除出了中央。
三、八月宗派事件与大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的毁灭
金日成对“延安派”和“苏联派”要员的接连动手，使得两派开始联手反击。1956年2月，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进行了秘密讲话，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统治问题进行了指责。在北韩内部，“延安派”和“苏联派”也随之展开了行动。同年6—7月，金日成出访苏联、波兰和东德。趁此机会，两派也积极展开了策划政变的活动，曾试图拉拢曾任韩战期间共产阵营停战谈判首席代表、同时也是金日成亲信的外交部长南日，遭到了拒绝。此外，“延安派”也与苏联、中国驻平壤大使馆进行了接触，得知了苏联对实行个人崇拜的金日成不满的消息，并得知了中方高层的态度——出于对“延安派”遭到打压的不满，毛泽东与彭德怀都对政变持支持的态度。这样，受到苏联和中国鼓舞的政变策划者在8月初做好了准备。1956年8月9日，政变策划者之一、曾任韩战期间共产阵营次席停战谈判代表的“延安派”人物李相朝向苏联方面透露，一旦政变成功，金日成将被流放到海外。
然而，这场政变早在7月就已经走漏了风声。在那时，南日就已经向金日成告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日成在7月19日秘密回到北韩，随后与苏联大使馆会面，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方面对他的批评，获取了苏联的信任。此外，为了争取时间，金日成将原定在8月2日—4日举行的劳动党中央全会延期到了30日—31日。利用这样的时间差，金日成在会前用贿赂和绑架等恩威并施的手段，使立场不明的中央委员至少能够保持中立。此外，对于政变策划者，金日成也进行了监视。然而，自认为得到苏联和中国支持的政变策划者们却仍然保持着自信，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已经在逼近了。
1956年8月30日上午，劳动党中央全会在平壤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成员接连发言，向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过度发展重工业且漠视民生、以党凌驾于工会之上等问题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试图由此在会上形成倒金的浪潮。其中，“延安派”成员、商业相尹公钦表示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因此他不再适合担任劳动党委员长了。不过，由于金日成的事先安排，参与此次政变的“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座位都被分散了开来，且他们身边都被安插了金日成的亲信。因此，他们的发言被骂声和嘘声一次次打断，这次政变随之流产。当天中午午餐期间，尹公钦、徐辉、李弼奎等“延安派”人物逃离会场，在金日成来得及对他们动手之前驱车北上，一路逃过鸭绿江进入了中国境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韩。第二天，金日成在中央全会上表示，前一天会议上反对他的人都是“反革命”和“反党分子”，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将逃亡中国的三人的党籍开除。这次流产的政变，就是北韩政治史上著名的“八月宗派事件”。
多名“延安派”成员逃入中国，使苏联和中国意识到这场政变已经失败了。9月19日，由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以及彭德怀率领的苏中两国代表团在平壤与金日成进行会谈，要求金日成不得对“苏联派”和“延安派”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在苏中两国的压力下，金日成在9月23日再次召开中央全会，表示会恢复逃亡中国的三人的党籍以及部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官职，并说策划政变的人们犯了严重错误，但党对他们的处分也是“有些简单”的。金日成这种顺从的态度，使得苏中两国的代表团对他相当满意。
然而，在苏中代表团离开平壤之后，金日成就迅速违背了他此前的承诺。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反共起义。在苏联和中共忙于关注、镇压这次起义时，金日成重新将一批“延安派”人士开除出党，并将一些人关押了起来。接着，从1957年夏天开始，金日成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大清洗，在一年的时间内处决了6000人、并对4000人进行了开除党籍和监禁的处罚，遭到清洗的人士遍及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经过这样一场大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全军覆没。至此，围绕在金日成身边的只有他的亲信和“抗联派”成员，金日成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有关八月宗派事件，可参看沈志华：《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爱思想网，2013年10月29日）
那么，在通过多轮政治清洗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之后，金日成将会如何处理他和苏、中两国的关系呢？北韩这个因为韩战得以延续的政权，又将在这之后如何演变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下一讲中进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