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距外交”：金日成在苏联和中国间的周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韩战系列节目，讲述第三十五讲《金氏王朝·下》，探讨1958年中共军队撤离北韩之后的苏联、中国、北韩关系，以及北韩政权在这一三方复杂关系中的态度。
如上一讲所述，尽管金日成在1957—1958年间对与中共渊源颇深的北韩“延安派”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当时的毛泽东正开始他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计划。为了与苏联进行斗争，毛泽东默许了金日成的这种清洗，并为了拉拢金日成而在1958年撤出了驻扎在北韩境内的中共大军。对于金日成而言，随着令他如鲠在喉的中共军队撤离北韩，他也可以获得更多自主权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日成向苏联展露了进行更多军事合作的意愿。这样，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敌意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金日成开始采取在苏中之间周旋、实行“等距外交”的立场。
事实上，在1957—1958年的大清洗中，金日成在消灭“延安派”的同时也消灭了“苏联派”。但是，他对“苏联派”的清洗也得到了苏联的默许。这背后的原因，就要从苏联内部的政局说起了。自从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进行了“去斯大林化”后，苏共内部以斯大林生前的亲信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保守派就相当不满。1957年6月，这批保守派试图发动政变，但赫鲁晓夫在军方领袖朱可夫元帅的支持下挫败了这次政变，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开除出党。对于赫鲁晓夫的这次党内清洗，朝鲜劳动党在同年7月4日迅速表示了祝贺。随后，北韩方面将自己正在进行的清洗与赫鲁晓夫对“反党集团”的清洗联系了起来。由于金日成支持了赫鲁晓夫的这次政治清洗，因此莫斯科方面对金日成的批评变得十分微弱。金日成也就得以在清洗了“苏联派”的情况下，依然能获得莫斯科的信任。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和中国的矛盾愈演愈烈。随着毛泽东发动疯狂残暴至极的“大跃进”，他的这一行为受到了苏联方面的明确反对。此外，在与西方阵营如何相处的问题上，双方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苏联认为，在美苏双方都持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核战争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进而使共产主义无法实现。中共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必将到来，就算核大战发生，灭亡的也不会是人类，而是帝国主义。除此之外，双方的矛盾，还涉及到复杂的领土争端，以及对军事合作问题的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双方的关系在1960年初一度有所缓和，但从同年4月起，双方开始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都以马列主义的正统自居并攻击对方。苏共称中共为“教条主义”，中共则称苏共为“修正主义”。随着论战的升温，苏联在这年7月撤回了驻华专家。在这之后，尽管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被苏共内部的政变赶下了台，但在这之后，中共仍然攻击新上任的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到1966年3月，随着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这一事件的发生，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宣告断绝。
在苏共和中共从激烈论战到走向决裂的过程中，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都站在了苏联一边，而北越和北韩则成为了苏、中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越南和朝鲜都是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下的藩属国。北越和北韩在苏中决裂的情况下采取与双方同时进行交往的对策，而非一边倒向苏共，不能不说有这样一种历史的远因。为了拉拢北韩，苏、中双方都给了金日成巨大的好处。1960年8月，北韩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对北韩免除韩战期间的7.6亿卢布军事贷款，1.4亿经济贷款则可以延期偿还。在这之后，北韩一度采取了倾向苏联的立场，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这一不点名攻击中共的口号。中共则立即给予北韩好处，在同年晚些时候与北韩签订了一系列协定，答应在1961—1964年间给予北韩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承诺帮助北韩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厂、一批轻工业企业，以及提供棉纺织设备和无线电设备。到了这年12月，苏联又再向北韩送出一份大礼，与北韩签订了在1961—1967年间给予技术援助和1961—1965年间的长期贸易协定，承诺帮助朝鲜大举建设钢铁工业、火电站、炼油厂、电影制片厂、麻纺厂、毛纺厂等工业设施，并向北韩提供原油、石油、机器设备、棉花等多种多样的商品，将双方的贸易额在五年内提升百分之八十。接着，金日成连续出访莫斯科和北京，在1961年7月6日和7月11日分别与苏联、中国签订了同盟条约。
这样一来，金日成对苏联和中国实行的“等距外交”体系就建立了起来。在此后的几年里，金日成一直奉行这一政策。尽管在这一时期，苏联和中国已经成为了死对头，但北韩却同时是两者的盟友，并从苏、中双方拿到了巨量的好处。这一情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大奇景了。（关于金日成对苏、中实行“等距外交”的情形，参见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增订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二、金氏世袭王朝的成立：中共与北韩关系的低谷与恢复
不过，随着毛泽东在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被毛派的激进路线支配，北韩与苏联维持友好关系的情况也就遭到了中方的猛烈攻击，中共和北韩的关系随之走到了决裂的边缘。当时，北韩本已对中共拒绝出席1966年3月的苏共二十三大不满，并曾顶住了来自中方的压力，派出代表到达莫斯科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文革爆发的同一个月，平壤方面又向日本忠于北韩的侨民团体在日朝鲜人联合总会发出指示，指责中国“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之后不久，中国方面则在新华社发布的内部刊物中，表示北韩在1967年以来的外交活动“特点是进一步投靠苏修”。在平壤，中国驻北韩大使馆竖起了一面牌子，写着“反帝必反修”；北韩方面则在对面竖起了标语牌，针锋相对地写着“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于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北韩官方也持批判态度，认为毛派的激进政治路线属于“左倾机会主义”。在吉林延边地区，中共则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场抓捕所谓“朝修特务”的大案，在1967—1970年间逮捕了上万人。
最为戏剧性的一幕，是双方隔着边界互相喊话：1969年初，在吉林延边地区的图们口岸和鸭绿江以北的辽宁丹东，中方人员建起了高大的毛泽东像。在他们对面，北韩的人员则建起了同样高大的金日成像。在各自所谓“伟大领袖”的“庇佑”下，双方都架起了大喇叭，分别用“毛泽东思想”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对对方进行猛烈的攻击，辩论得好不热闹——今日中国一些崇拜北韩政权的毛派分子们，若集体“穿越”到当时，亲眼目睹到了这一荒诞的场景，不知道脸上会是什么表情。（更多相关情形，参见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增订版）
耐人寻味而又合乎逻辑的是，虽然北韩当局反对中国的毛式文革路线，但对于毛泽东在文革中竖立的疯狂个人崇拜，金日成却有学有样地进行了模仿。随着中共在文革中，将毛泽东思想吹捧为马列主义的正统继承者，北韩方面也在1969年表示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将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此前后，金日成利用这种学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党内发动了新的政治清洗。这个时候，北韩建政初期存在的四大派系，也就是“南方派”、“延安派”、“苏联派”和“游击队派”，已经被金日成清洗得只剩下了他本人出身的“游击队派”。这一次，金日成要对“游击队派”本身下手了。当时，“游击队派”内部存在着两大派系，分别是主张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甲山派”，和主张以军事为中心的“军事派”。更认同“军事派”主张的金日成，在1967年首先将屠刀对准了“甲山派”，将包括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一大批“甲山派”人员逮捕、免职，其中有不少人随后遭到处决，还有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很可能已被秘密处死。接着，金日成又在1969—1970年发动了另一次大清洗，以“扰乱金日成的唯一思想体系”、“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军阀官僚主义分子”之类的罪名，将一批“军事派”的高级将领关进了集中营。这些人中，除了极个别人士在被关押、强制劳动多年后回到政界外，大部分都消失在了集中营里。
至此，金日成已经消灭了北韩政权内部的所有政治派系，包括他自己出身的“游击队派”，甚至连与他政治观点接近的“游击队派”分支“军事派”也没有放过。而他随后的举动，则暴露了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1972年10月，金日成的长子、年仅30岁的金正日被提拔成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1974年2月13日，在朝鲜劳动党的五届八中全会上，金正日又被确定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金日成的“接班人”。至此，金日成的真实目的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现了出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用血腥的清洗消灭了朝鲜劳动党内的各个山头，确保了他的“王位”能够通过世袭的方式传递给他的儿子。北韩政权世袭接班的金氏王朝体制，至此成功地建立了起来。
三、斯大林通过韩战建立的体系在远东崩塌
另一方面，随着毛泽东在1968年7月开始对文革中崛起的造反派进行大镇压，文革的狂热开始降温，中共与北韩也开始着手修复关系。1969年10月1日，北韩要员崔庸健出现在中共国庆庆典当中，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了交谈，这被人们看作了双方修复关系的重要信号。1970年10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与毛泽东进行了态度友好的会谈，双方各自就自己在过去几年中的行为进行了“自我批评”。在这之后，双方的关系看似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然而，这种重归于好的关系，并不能掩盖双方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分歧——对于苏联，北韩依然维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而毛泽东则将苏联看成是自己的头号威胁。为了与苏联对抗，毛泽东与美国开始互相靠近。
随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以及美中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美国与中国开始在遏制苏联的问题上展开一系列合作。1973年，毛泽东在与美国特使基辛格见面时，又提出了从南面封锁苏联的“一条线”战略，提出应该由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建立一条遏制苏联的“横线”。在毛泽东在冷战中与西方阵营日渐靠拢的情况下，中共对于“世界革命”的热情开始不断下降，对全世界极左翼的军事协助也在不断减少。1975年4月16日，金日成率团访华。当天下午，金日成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提出了希望打破朝鲜半岛现状、将美国人赶出去的愿望。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则兴趣缺缺，用各种不着边际的话题将金日成搪塞了过去，并让他找邓小平谈具体的政治事务。最后，金日成并没有得到中共对北韩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任何明确支持，就扫兴地回到了平壤。这次会谈，是金日成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中共和北韩仅仅发表了充满外交辞令的联合公报，却没有达成多少共识。（参见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增订版）
至此，斯大林通过韩战在远东构筑的整套体系，便在苏联、中国和北韩各怀鬼胎的互相算计和背叛之下，宣告土崩瓦解了。到1975年时，本来通过参加韩战被绑上苏联战车、为苏联提供向东南亚扩张通道的中共，已经成为了和西方阵营越走越近、开始与西方阵营合作封锁苏联南翼的势力。中共曾在韩战中出动大军解救的北韩政权，则继续与苏联维持着同盟关系，且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不再能得到中共的明确支持。在这样的过程中，金日成则利用苏联、中国、北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步步清洗了北韩政权内部的所有政治派系，建立起了延续至今的世袭制极权主义怪胎金氏王朝。
斯大林的精心策划，仅仅在二十多年后就变成了这样一种面目全非的样子，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已经付之东流了，这应该是他怎么也不会料到的。对于共产极权阵营而言，苏联、中国和北韩通过韩战形成的那个集团，竟迎来了这样一个怪诞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这也更加证明，共产极权主义势力尽管一直试图颠覆自由世界，但往往首先走向崩溃的会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