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韩战系列第二十三讲 战俘难题·中

一、艰难的战俘问题谈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韩战系列节目的第二十三讲《战俘难题·中》,带您继续回顾韩战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问题进行的谈判过程。

在上一讲中,我们回顾了在韩战交战双方的停战谈判中,围绕战俘问题的交涉的展开情形。1951年12月18日,联合国军和共产阵营的代表交换了双方掌握的战俘名单。根据名单显示,联合国军手中共有俘虏132474人,其中包括北韩战俘111774人和中共战俘20700人。共方手中的俘虏则共有11559人,包括3197名美国战俘、7142名韩国战俘及1220名其余国家战俘。1952年1月2日,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利比表示,双方应该“一对一”地交换俘虏,联合国军方面则应优先释放自愿被遣送回国的俘虏。当共方手中的战俘被释放完毕后,手中仍有多余战俘的联合国军一方则应根据“自愿遣返”原则释放战俘。

这样的提案,自然不会被共产极权阵营接受。在共产极权国家,归国战俘往往被视为有强烈“变节”嫌疑的人。因此,来自共产极权国家的战俘在回到本国后,往往会遭受严酷的审查乃至残酷的政治迫害。如果联合国军根据自愿原则遣返战俘,那么相当数量的中共、北韩战俘将拒绝回到本国,而这便将戳破共产党一直以来将自身打造为“人间天堂”的谎言。因此,在这之后,共产极权阵营便在战俘问题上开始了长时间的无理取闹,从而使韩战的停火迟迟不能实现。

在联合国军的利比代表提出“一对一”交换原则后的第二天,即1952年1月3日,共产极权阵营谈判代表、北韩将领李相朝便进行了激烈的回应,表示利比的提议“荒谬绝伦”,并装模作样地说“战俘的释放和遣返决不是贩卖奴隶”,“20世纪也不是野蛮的奴隶制时代”。此后,李相朝不断地在谈判中胡搅蛮缠,并时常用粗口进行谩骂。如上一讲所述,中共、北韩方面一直在大量残杀联合国军战俘,他们的战俘营甚至制造了美国战争史上最高的战俘死亡率。但此时李相朝却反而称联合国军提出的自愿遣返原则是一种“奴隶制”,着实是无耻得令人发笑。更为讽刺的是,在1月11日的谈判中,李相朝讲述了共产军队对战俘的洗脑工作。在讲到“共产主义和依靠组织的教育,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博爱主义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语句时,李相朝竟然自己笑得前仰后合,几乎无法继续发言下去——这表明,就连共方谈判代表都觉得共党编造的谎言过于可笑,以至于他们一时之间无法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下去了。

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共方代表一次又一次的胡搅蛮缠之下,双方难以就战俘问题取得任何共识。在此期间,联合国军代表利比曾在谈判中向共方代表做过这样一段发言,点破了共产极权阵营使用的伎俩:“你们有两大绝招。一是拒绝对我方所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直接回答;二是你们提出两三个问题对我方提出的问题进行搪塞,尔后则要求我方作出回答。这就是贵方对待这次谈判的整个态度。贵方对我方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什么不道义呀,缺乏人道主义呀,不公正呀,不可思议呀,等等。可是当我们要求贵方指出最简单的真凭实据时,你们不是使用金蝉脱壳之计,就是置之不理。你们不回答是因为你们无法回答。”(沃尔特·G.赫姆斯:《停战谈判的帐篷与战斗前线》第七章《战俘》)

利比代表这段义正辞严的话语,可谓是直击共产阵营代表的痛处。由于联合国军方面一直坚持着自愿遣返原则,北韩、中共代表便只有不断地进行无理纠缠和谩骂,谈判也就由此变得难以进展。此外,共产极权阵营还使出了更为无耻的手段。在1952年2月下旬,苏联、中国、北韩突然开始众口一词地发表声明,子虚乌有地声称联合国军对北韩和中国进行了细菌战。

二、子虚乌有的“细菌战”:共产极权阵营进行虚假指控

共产军队战俘在巨济岛战俘营中学习职业技能。(沃尔特·G.赫姆斯:《停战谈判的帐篷与战斗前线》第十一章《巨济岛》)
共产军队战俘在巨济岛战俘营中学习职业技能。(沃尔特·G.赫姆斯:《停战谈判的帐篷与战斗前线》第十一章《巨济岛》)

1952年2月22日,北韩外相朴宪永突然发布声明,称美军在1952年年初使用了“大量屠杀人民的细菌武器,凶暴地违反了有关战争的一切国际法规”,并无中生有地指责美国飞机自1952年1月28日以来在北韩境内投撒携带病菌的昆虫。同一天,苏联也发布了指责美国对北韩进行细菌战的声明。紧接着,在2月24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声称美国曾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间对北韩进行过细菌战,此次则是美国又一次在北韩、中共联军的“前线阵地和后方连续用飞机撒下大批昆虫细菌”。此外,周恩来还无中生有地表示,美国在利用北韩、中共战俘进行细菌武器实验。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更荒谬的声明,声称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对包括沈阳在内的一些城市进行细菌战。(中国“军事科学院”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十三章)

共产极权阵营在这些声明中提到的所谓“细菌战”,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其无耻程度堪比今日中共称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事实上,所谓中国“志愿军”的卫生部部长吴之理曾在战后公开表示:“52年(美国投放)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他们是受我们骗了!”(吴之理:《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向北韩和中国政府提出,希望就此事组织调查团到北韩境内进行实地调查,却被做贼心虚的北韩、中国政府拒绝。从5月6日开始,中共和北韩陆续公布了25名被俘美国飞行员的所谓“供词”,内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发动细菌战的指令。而根据被俘美国飞行员哈罗德·费舍尔的战后回忆,这些“供词”是共产军队通过对战俘进行反复严刑拷打得来的。到1952年中期,由于共产极权阵营方面关于“细菌战”的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国际笑话,他们的相关宣传便逐渐地降下温来。与此同时,共产阵营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就战俘问题取得突破,便开始策划战俘营暴动。

三、共产份子渗入战俘营组织暴动

韩战中双方战俘营的位置示意图。(来自维基百科)
韩战中双方战俘营的位置示意图。(来自维基百科)

在韩战初期,联合国军将共产军队的战俘收容在韩国东南端城市釜山的战俘营中。不过,随着仁川登陆后北韩军主力的毁灭,及中共军参战后大批中共军被俘,联合国军手中的北韩、中共战俘总数达到了10余万人。因此,自1951年1月开始,联合国军便将战俘陆续转移到韩国南海岸外的小岛巨济岛上。如前所述,到1951年12月,联合国军的战俘营中共有11万余名北韩俘虏和2万余名中共俘虏。

对于共产极权分子来说,战争规则是从不需要遵守的,如此庞大的战俘群体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进行所谓“敌后战争”的机会。在战俘营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少故意被俘的北韩特工。这些特工在以俘虏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战俘营后,直接受到北韩停战谈判首席代表南日和副代表李相朝的指挥,在战俘营中建立共产党对战俘们的控制,并不断制造事端、策划暴动。仅仅在1951年9月,战俘营中一个由共产分子组成的所谓“人民法庭”便杀害了15名反共战俘。另一方面,北韩和中国战俘中的反共人士也积极地组织起来,与战俘中的共产分子展开激烈的斗争。由于联合国军看守战俘营的兵力相当匮乏,总数只有战俘数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因此只能对战俘营中发生的仇杀和斗争事件放任自流。这样,到1952年初,不少战俘营地已经成为了共产分子的控制区。(沃尔特·G.赫姆斯:《停战谈判的帐篷与战斗前线》第七章《战俘》)

与中共、北韩方面肆意残杀、虐待战俘的行为相反,联合国军对战俘进行着人道的对待,还为战俘们开设了便于战后重返社会的职业培训课程。战俘中的共产分子便利用这些课程,纷纷学习金属加工技术,借此机会制造大量武器,从而更进一步地扩大他们对战俘营的控制。1952年2月18日,收容着5600名北韩战俘的第62号战俘营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暴动。当时,联合国军试图对这个营地的战俘进行甄别,从中区分出被扣押的平民——这些被扣押的平民,既包括被北韩军强征入伍的韩国百姓,也包括在战争的混乱中被联合国军误捉的非战斗人员。在进行了甄别之后,这些人员将被以平民的身份释放。然而,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许多人被放回韩国,这就破坏了共产分子营造的谎言,即所有战俘都愿意被遣返回所谓的“社会主义天堂”。因此,在来自板门店方面的直接命令下,第62号战俘营内的1000—1500名共产分子武装了起来,他们使用的武器包括“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等等,被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戏称为“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李奇微:《朝鲜战争》第八章)为了使甄别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美国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攻下了这个战俘营。在激烈的冲突中,美军1死38伤,北韩战俘77死140伤——一支军队居然陷入了攻打自己设置的战俘营的境地,这真可谓是战争史上匪夷所思的一幕。而经过了这次流血事件后,板门店的北韩代表立即找到了攻击联合国军的口实,称这是“野蛮屠杀”大量共方人员的行为。

3月13日,又一场流血冲突接踵而来。在被共产分子控制的战俘营区,一批反共战俘和韩国士兵遭到了共产分子的投石攻击。韩军当场开枪还击,打死12人、打伤26人,一名在场的美国军官也遭到了误杀。而在这起事件之后,板门店的共产党代表就又一次找到了口实,继续对联合国军进行口头攻击。到4月28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伊将军提出了表明联合国军底线立场的“一揽子建议”,提出只要共产极权阵营同意不强制遣返战俘,并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国监察停火机构成员国,联合国军方面就不会干涉北韩在停战后建设机场。如前所述,在5月2日,共方不再坚持将苏联选入中立国监察机构、联合国军也承诺不再干涉北韩的机场建设。然而,在战俘问题上,双方依然互不相让。这样,到1952年5月6日,随着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发表声明,称“和平的责任落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肩上”,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就彻底陷入了僵局。(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五十九章《战俘营风云》)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952年5月7日,联合国军的战俘营司令、美军准将杜德,突然被战俘中的共产分子俘虏,被一群俘虏关进了战俘营——也就是说,一支军队的战俘营司令,竟然成为了自己管理的战俘手中的俘虏。那么,这样不可思议的反常识景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下一讲中,我们就将为您解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