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一座多种杂居的熔炉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多族杂居》，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之前的两讲中，我们回顾了香港漫长古代史上的自由传统，探究了香港开埠后建立的英式政体和最初十年的历史，也了解了香港开埠初期的两次民主运动。今天，我们将与您一同进入香港历史上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香港将成长为一座多族杂居的熔炉。
我们先从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今年1月28日，在“国安法”的压力下，香港电台中止了与反送中抗争里大放异彩的资深女记者利君雅（Nabela Qoser）的原有合约，并要求她签署一份仅有120天的临时合约。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了香港民众的震惊与愤怒，不少香港电台的员工也发起了抗议活动，谴责香港电台的这一做法为黑箱作业。那么，利君雅为什么会受到同事和香港民众如此的爱戴呢？这还要从2019年时说起。
2019年7月21日，香港元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721事件”。大批手持武器的亲共白衣暴徒涌入元朗地铁站，对民众发动了残酷的无差别恐怖袭击，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而在这一事件中，香港警方对白衣暴徒的纵容和对市民报警的无视，则激起了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愤恨。7月22日，在一次记者会上，利君雅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行了义正严辞的质问，要求当局解释“警黑合作”的嫌疑。而面对质问，林郑月娥官腔官调地顾左右而言他，被利君雅以一句“讲人话”驳斥得语无伦次。此后，利君雅一直坚持为正义事业而发声，并曾在2020年1月播出的一档节目中，与被香港民主派人士指为“721事件”幕后策划者的政客何君尧激辩，揭穿了何君尧关于“721事件”的谎言。
作为一名在反送中抗争里致力于揭露真相、对抗不义的斗士，利君雅无疑是香港人的英雄，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香港人。值得注意的是，利君雅并非华裔，而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南亚裔香港人。事实上，在波澜壮阔的反送中抗争里，进行奋战的香港手足拥有着多种多样的族裔背景。这表明，香港实际上是一座族群大熔炉。作为一处国际化都会，香港拥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而香港的这一特点，是由纵横四海的大英帝国带来的。
二、五光十色的族群构成
如上一讲所述，1842年，时任香港行政官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砵甸乍”为粤译，官话翻译为“璞鼎查”）根据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传统，宣布“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从这时起，香港就成为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皆能前去贸易、居住的自由港。世界各国的企业和商人纷纷在香港投资置业，经营贸易、航运等业务。很快，香港就成为了一座多族杂居的城市。
在香港开埠初期，英国企业怡和洋行及颠地洋行首先进入香港，太古洋行则紧随其后。由于香港享有着在当时的远东极其罕见的贸易自由度，以利美士打洋行为首的多家澳门葡萄牙企业从澳门搬到了香港。除英、葡两国外，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少企业也纷纷在香港开设业务，其中的代表包括美国的旗昌洋行和德国的禅臣洋行等，而随之到来的便是欧美各国的移民者。
在当时，远赴香港生活的不仅只有欧美国家的人们，与香港同为英国殖民地、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在内的南亚也有不少人前往香港定居。自1842年起，港英政府便不断从印度招募警察和军人，这些军警和他们的家属便成为了香港的印度裔居民。此外，不少南亚穆斯林和拜火教徒也移民到了香港，从事贸易活动，并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其中包括穆斯林的鸭都剌利洋行与拜火教徒的律敦治洋行。在1840年代，香港的各国企业中甚至有近四分之一是由南亚穆斯林及拜火教徒拥有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及东南亚人也来到香港经商和定居。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族群结构一下子就变得复杂起来。除了本地居民及来自大清帝国的移民外，还有英国、葡萄牙、美国、德国等欧美各国人、南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东南亚人等族群居住在香港。在大英帝国对各族群实施因俗而治的政策、尊重各族群传统的情况下，不同族裔的香港居民都能进行自治，并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这样，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拜火教、佛教、道教等信仰便得以在香港共存。纵观香港历史，各宗教信仰者间的关系相当和平。
三、被统称为“华人”的多种族群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香港开埠以来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那些被港英政府称为“华人”（Chinese）的人们。不过，事实上这些被统称为“华人”的人口，也有着复杂的来源，来自多个不同的族群。香港华人中包含着开埠前就居住在香港的蜑民和本地村民，更多的则是来自大清帝国的移民。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毗邻香港的广东，也有少数来自大清帝国其余区域的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本身就是一处族群复杂之地。在此，需要首先讲述一下广东的族群构成。
在广东境内，生活着三大主要族群。这三大族群有着互不相通的不同语言，分别是讲粤语的广府人、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和讲闽南语的潮汕人。其中，广府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的中心珠三角及广东西部，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北部和东北部，潮汕人则主要分布在广东东部。此外，在珠三角西侧的四邑地区，居住着讲粤语四邑方言、可以被视为广府人的一个分支的四邑人。在广东沿海地区，也不连续地分布着一些讲闽南语的人口。在整个广东境内，粤语广州方言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通用语的功能，是广东各族群间进行交谈时的首选语言。不过，也有很多非广州话母语的广东居民不会讲这门准通用语。
香港地处珠江口东部，是广东的南邻。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香港的西北侧和东北侧分别是广东的广府人聚居区和客家人聚居区。而四邑人和闽南语族群的居住区，则一西一东地分布在离香港不远的位置。因此从地理上来说，香港是一个利于广东所有族群前往的地方。在被统称为“华人”的香港居民中，事实上包含着以粤语、客家话和闽南话为母语的各种族群。我们今天印象中那个几乎全民讲粤语的香港，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成型。
对于广东来说，1850年代是一段充满战乱的岁月。1854年，广东天地会起义爆发，引发了清军的血腥镇压。随后，广府人与客家人又以四邑地区为主要战场，展开了延续十余年的族群冲突。1856—1860年，英法两国与大清帝国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在战争中攻占了广州。连场血腥战争，导致广东境内有上百万人丧生，更多人则为了逃避战火，纷纷向香港逃亡。事实上，这是历史上的首次“逃港潮”。此后，每当广东乃至中国各地陷入动荡或极权统治时，大英帝国治下没有战争、饥荒之苦的香港便成为了人们躲避战乱和暴政的桃花源。随着一波又一波向往美好生活与政治自由的难民不断变成香港人，渴望逃离中国残暴政府、勇于为自由投奔怒海的性格，便也写进了香港人的性格中。
四、香港本土精英的诞生
1860年，英法两国与大清帝国签订《北京条约》，大清帝国向英国割让了九龙半岛南部及邻近的昂船洲。这样一来，港英政府的统治范围便向北扩展到了今天九龙与新界交界处的位置，使得英军得以在香港岛以北的大陆上获得一块战略缓冲区域。
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香港的人口也在急速增加。到1865年，香港人口已经达到了12万。为了管理这座各种事务日渐复杂的城市，第五任港督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开始建设更为专业的官僚队伍。1862年，罗便臣宣布在香港推行“官学生制度”，要求只有通过考试的优秀英国大学毕业生才能进入港英政府工作，且官学生在从政之前必须学习两年汉文，从而具备与香港大多数居民沟通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广东难民的涌入，港英政府也开始向其中拥有社会号召力的士绅和富商开放了自治权，希望被他们统称为华人的群体能够自己管理自己。1878年，第八任港督轩尼诗开始委任华裔太平绅士，并在1880年将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马六甲的伍廷芳任命为首位华裔立法局议员。到1880年代，香港开埠已超过四十年，一批在香港土生土长、接受了英式教育的华裔或欧华混血儿已经成长起来，成为了香港社会的第一代本土精英。在多族杂居的格局下，“香港人”这样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开始朦胧地出现了。
1891年，是香港开埠后的第五十个年头。此时的香港拥有25万人口，已是维多利亚女王王冠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这年1月，港英政府为香港开埠半个世纪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在庆典上，“船舶张灯结彩，圣公会和天主教教堂举行礼拜，战舰在维多利亚港发放礼炮，快活谷跑马场举行阅兵仪式，还有运动比赛，大会堂更举办公众舞会”，“本地欧籍人、华人、欧亚混血儿族群和印籍领袖全都参与组织庆祝节目”。这次极尽奢华的大典，展现了大英帝国对自己治理香港所取得成就的自信。根据官方的说法，这次庆典强调了香港作为东西方的交汇点，“是西方与东方进取精神”特色的“奇特写照”。（高马可：《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第三章）
然而，在一片自信和进取的气氛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却即将向香港袭来。此时，中国民族主义的狂潮即将在大清帝国兴起，并带来一系列剧烈的社会演变。这场中国民族主义狂潮的冲击波也将严重地影响香港，将香港人推向一个两难的抉择中：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他们究竟如何选择阵营，又当如何自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讲《英中之间》里进行详细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