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英治时期的香港旗说起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关于香港历史的系列节目《香港故事》，带您回顾这座城市曲折和壮阔的历史。我们将从香港历史的开端说起，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一直来到当下的这一刻。
在香港的自由已被中国当局剥夺殆尽的此刻，我们正应该回顾香港的历史。通过回顾香港的历史，我们将展现这座城市的自由传统、探究香港抗争的历史由来，并认识到香港的自由何以如此珍贵。自由，是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基石。如果没有自由的传统，这座自由之港就不会形成。如果没有自由的精神，这座城市在面对极权主义暴政时就不会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的狂澜。今天的我们，事实上正在经历着一个黑暗而又伟大的时刻：香港的自由虽然已被中共剥夺殆尽，但热爱自由的香港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反抗的共同体”。只要反抗的精神没有消失，这个“反抗的共同体”就将不断生长下去，直到它驱散昏暗、迎来黎明。
那么，香港的故事，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我们还是从一面旗帜开始讲起吧。
在反送中抗争的集会中，我们时常能够看见不少香港抗争者挥舞着一面蓝色的旗帜。这面旗帜名叫“香港旗”，又被叫做“港英旗”。在它的右侧，有一处描绘着海岛、帆船、狮子、龙，被称为“香港徽号”的纹章。海岛象征着香港岛，帆船象征着香港的贸易传统，狮子象征着大英帝国，龙象征着香港所拥有的东方文化。以海洋贸易著称的滨海之地、东西方文明交汇之所——这正是香港最显著的特点。“香港徽号”这一香港的象征，是1959年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香港的。此后一直到1997年，“香港徽号”都是香港的官方象征。而更为值得注意的，则是旗帜的左上角。在那里的，正是一面英国国旗的图案。
在支持中共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香港抗争者挥舞着港英旗无疑是“大逆不道”的，是所谓的“汉奸”行为。他们认为，他们和香港人明明都是中国人，凭什么香港抗争者不但不对五星红旗顶礼膜拜，甚至还曾在抗争的时候把五星红旗扔进海里？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人不但对五星红旗不屑一顾，还在街头举起那面港英旗？当香港抗争者在2019年7月1日占领立法会，并在立法会中展开一面港英旗后，亲共的香港前立法会主席徐丽泰曾说抗争者的诉求“是要回到殖民时代”。她还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想问大家，在殖民地做二等公民好，还是做香港特区的一等公民好呢？”（林祖伟：《香港示威游行中的港英旗：恋殖还是发泄不满》，BBC中文，2019年7月5日）
事实上，徐丽泰之所以能提出这种疑问，是由于她所持有的一套中国民族主义者和中共建构的历史观。这套历史观的观点是：英治时期的香港是黑暗的，香港人在那个时代是处于英国人之下的“二等公民”；而在1997年之后，香港“回归”了中国，香港人作为中国人摆脱了英国人，也就成了所谓的“一等公民”。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样的一套历史观，究竟遮蔽了什么样的事实？英国人带给香港的到底是什么？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真的是所谓的“二等公民”吗？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从香港历史的开端说起。
二、古代香港：本土的自由传统
香港位于南中国海北岸、珠江口东侧、深圳河以南，东、西、南三面环海，总面积只有2755平方公里。其中，位于南部的香港岛与九龙半岛是香港的核心区域，北面广阔的新界地区则构成了香港的纵深腹地。香港的地形以丘陵为主，平地很少，却拥有约1180公里长的曲折海岸线，以及以港岛和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为代表的多处优良港口。在香港周围的海域，262座被统称为“离岛”的岛屿星罗棋布，其中最大的一处名为大屿山，位于香港岛以西，面积足有香港岛的两倍。海岸曲折、岛屿和良港众多、地形起伏，是香港的地形特点。自古以来，香港远离中原，当地居民远离中国历代王朝的暴政与战乱，拥有着自由的天性。
早在三万多年前，香港就已经有了史前人类的活动踪迹。在神秘的史前时代，这些香港最早的居民属于百越部族。那时，扬子江以南的居民生活习俗、语言文化与中原人迥异，被称为“百越”，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善于驾驶船只航行在河川与海洋之上。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在距今三千多年前，香港的百越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并拥有制造水晶饰品的能力。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征服百越，香港从此在名义上成为中华帝国的领土。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这表明了所谓“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那时的中华帝国实际上很可能只能在地图上象征性地将香港算作它们的领地罢了。从秦到唐，以陆权为立国之本、以中原为腹地的传统中华帝国不但无法有效统治香港，甚至对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整个岭南也难以进行有效统治，中国的官僚行政机构和驻军只能驻扎在以广州为主的少数几座城市中，维持着与岭北相连的交通道路。而在这些城市和交通线以外，不受朝廷统治的民众仍能维持着传统的自治。彼时的香港地处国际贸易航线要冲，从广州出发的各国商船经过香港西部驶离珠江口，可以远航到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自由的香港先民们便参与到了这宏大的国际贸易中，长久享受着贸易自由。对于信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来说，这一点无疑是如鲠在喉的。
公元8世纪，唐帝国在珠江口东岸设置了屯门军镇，试图控制包括大屿山在内的珠江口东岸国际贸易节点。接踵而起的宋帝国则更进一步，试图消灭香港先民自发的盐业贸易。从汉代开始，中华帝国的朝廷便将民众的生活必需品食盐视为由官方垄断的贸易品，通过贩卖高价的“官盐”获取暴利。而对于民间自发的食盐贸易，朝廷则视之为“私盐”，一直试图除之而后快。香港地处海滨，本来就拥有得天独厚的盐业发展条件，香港的先民长久以来也因为中华帝国的鞭长莫及，享受着相当的食盐生产和贸易自由。在大屿山一带，所谓的“私盐”贸易尤其兴盛。公元1197年，宋帝国的官军为了打击“私盐”登上大屿山，丧心病狂地将岛上的居民全部屠杀。这场中国专制主义势力为毁灭民众自由而进行的大屠杀，是香港古代史上第一起有史可查的此类暴行。1368年，明帝国建立后，又愚昧地实行“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香港先民的自由，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
随着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全世界通过海洋被连为一体，步入了近代。在此之后，联通世界各大洲的海路取代传统的陆路，成为了世界近代史的主轴。在16到18世纪之间，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相继到达远东。而随着大清帝国取代明帝国，并在1755年实行“一口通商“政策，以广州为唯一对西方国家贸易的口岸，香港再次成为了国际贸易航线上的重要节点，出现了大量投身国际贸易的船队。由于大清帝国朝廷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垄断着外贸、时常对外商实行敲诈勒索，从事走私活动的海上势力也随之在香港崛起，试图冲破官方腐朽的垄断。在19世纪初，驰名国际的海盗首领张保仔和郑一嫂（按：她也是电影《加勒比海盗3》中“清夫人”这一角色的原型）所率领的“红旗帮”海盗势力，就曾以大屿山为据点长期与清军周旋。
纵观香港漫长的古代史，地处海滨、远离中原的香港处于国际海上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当地的居民能在较为远离中国专制主义影响的情况下，投身于自由的海洋贸易活动中，形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本土自由传统。
三、鸦片战争与香港开埠
1839-1842年之间，纵横四海、被人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近代大英帝国挟工业革命之威，与老态龙钟的大清帝国之间爆发了开启香港近代史的鸦片战争。鸦片作为那个时代风行全世界的成瘾药物，在英、清两国中都有大量的服食者，其中英国的服食者甚至比清国更多。在19世纪早期，由于英国大量购买大清帝国出口的茶叶，导致英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大清帝国售卖孟加拉出产的鸦片，从而扭转了白银外流的现象。
1834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失去鸦片贸易垄断权，不少英国私商开始投入到暴利的英清鸦片贸易中。由于大清帝国禁止贩卖鸦片，香港岛与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便成为了一处鸦片走私贸易的集散地。为了解决鸦片泛滥和白银外流的问题，大清帝国官员林则徐在1839年奉皇帝之命，前往广东进行查禁鸦片的工作。贩卖鸦片当然是不义的行为。然而，林则徐在致力于收缴并销毁英商持有的大批鸦片的同时，又逼迫英国商人签署保证书（被称为“具结”），其中有以残酷的古代刑罚处决此后携带鸦片的商人的内容，遭到了英国商人的抵制，双方矛盾升级。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商人离开了广州，逃往葡萄牙人统治下的澳门。随后，由于林则徐出兵封锁澳门，致使英商又乘船逃往维多利亚港，并与清军发生军事冲突，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
在战争期间，随着清军在广东战事中失利，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与大清帝国两广总督琦善展开了谈判。双方在谈判中达成了一份名为《穿鼻草约》的条约，议定将香港岛的一部分交由英国统治。1841年1月25日，英军遂根据这份未经签字的草约，在香港岛西北角的上环水坑口登陆，并将那里命名为“占领角”。1月26日上午8时15分，英军在“占领角”升起英国国旗，义律则宣布香港已是女王陛下的领地。香港的英治时代和近代史，从此正式开始。
如前所述，香港漫长的古代已经给这里塑造了一种本土的自由传统。这种本土自由传统一旦遇上同样拥有自由传统的大英帝国，便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产生一座自由之港。从这时开始，香港这座耀眼的自由之港，成为一艘起航的自由方舟，驶离了中华帝国专制主义的束缚，进入了奔腾咆哮的历史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