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民众为什么厌恶7月1日？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十四讲《十字路口·上》，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此前两讲中，我们讲到，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香港社会中出现了多种定义香港人身份和思考香港命运的思潮。在众多思潮中，有将香港视为一座城邦、将香港人称为“四百万同胞”的早期本土主义思想，有政治光谱较为保守、强调传统文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也有投身于社区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派”思潮和视共产中国为“祖国”的毛派思潮。另一方面，一种勤劳拼搏、迎难而上、被称为“狮子山精神”的精神气质，在这一时期成为了香港人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而电视的普及，则带来了粤语影视作品和流行歌曲的大规模传播，使香港在语言文化层面上变得更加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到来，香港来到了决定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
在讲述历史之前，我们还是从近日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今年6月底，为了庆祝7月1日这一中共建党百年及所谓“香港回归”二十四周年之日，港共政府在尖沙咀悬挂了数百面中共国旗和香港特区旗。然而，这一向北京献媚的表演却根本不可能得到香港人民的任何认同。根据中国媒体“中新网”公布的视频，在旗下进行庆祝的人只有寥寥无几的亲共人士。（《香港尖沙咀现国旗区旗“旗海” 香港市民争相到场“打卡”》，中新网，2021年6月29日）对于即将到来的7月1日，大部分正直的香港民众并没有任何喜悦之情，有的只是浓浓的厌恶。就在去年7月1日，数十万香港人民在中国当局已通过香港“国安法”的情况下，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与早已沦为中共、港共鹰犬的香港警察英勇搏斗。而在前年的7月1日，香港民众则占领了立法会，将壮阔的反送中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今年，虽然港共政权在中国当局的指使下屡兴大狱，频繁而疯狂地进行政治迫害，但反抗的火种在香港仍未熄灭。只要这一反抗的火种与不屈的精神没有熄灭，香港民众就绝不会对这个7月1日有什么认同感。
值得追问的是，1997年7月1日的所谓“香港回归”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英国、中国与香港民众在所谓的“香港回归”之前，进行过怎样的博弈？今天，我们就将开始讲述这一段历史。
二、中共谋夺香港主权与英中谈判
1971年11月，中共获准加入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了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政权。随着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利用联合国夺取香港主权就成为了中共开始着手进行的工作。对中共来说，要想夺取香港的主权，有两个难点。首先，根据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通过的第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之宣言》，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事实上拥有独立自决的权利。其次，根据此前英国与清帝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香港的新界地区是自1898年起被英国租借99年的区域，港岛和九龙在理论上则是英国的永久控制区。只要这两个难点存在，中共就无法夺得香港的主权。
针对第一个难点，中共采取的对策是否认香港的“殖民地”属性。1972年3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表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因此，不应列入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黄华还在信中说，中国政府将“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3月10日，黄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单方面声明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同一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分为五册、长达1198页的年度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香港、澳门问题仅仅只在第一册第64页的一段中略有提及，引述了黄华的信件，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相关建议。根据联合国的工作惯例，各委员会推出定期报告的目的在于“纪录及汇报工作”，这种定期报告一般不会被联合国大会否决。而在1972年11月2日，联合国大会正好表决通过了第2908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并将通过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年度报告这一惯例行为直接纳入了这项决议，没有对年度报告中仅占极小篇幅的香港、澳门问题进行认真审查和讨论。就是这样的疏忽，使得香港和澳门被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中移除。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之宣言》就此不再适用于香港，中共的计谋得逞了。而十分讽刺的是，在第2908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中，还有“确认殖民地人民及外国统治下人民为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而运用一切必要手段进行斗争的合法性”这样明确的表述。（本段论述，参考了黄之锋、敖卓轩：《港澳不算殖民地？1972年联合国决议的真相》，《端传媒》，2016年11月2日）
在中共夺取香港主权的第二个难点上，英国基于现实考虑主动进行了妥协。由于新界的土地占香港的92%，因此在1997年新界租期满99年的情况下，英国只能保留香港8%的土地。这样狭小的土地，将直接导致香港难以运作下去。因此，英国决定将港岛、九龙、新界作为一个整体，与中方进行谈判。1979年3月，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与中方首脑邓小平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互相试探。在会面中，麦理浩提出英方希望在北京同意的前提下于1997年之后续租新界，被邓小平拒绝。这样一来，留给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时间就变得很紧迫了。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与中方就香港主权问题展开了谈判。当时，由于中国正执行着1972年以来的联合西方国家对抗苏联的外交路线，而苏联又是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最大对手，因此英国从一开始就有意对华妥协。在谈判中，邓小平的态度极其强硬。在与撒切尔夫人谈话时，邓小平表示中国在香港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香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也发布了强硬的声明，要求英方必须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并大肆煽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称试图保持“不平等条约”的人“只会惊醒中国、英国及全世界的人忆起大英帝国侵略中国的罪恶”。中国方面提出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所谓的“十六字解决”，即“收回主权，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维持安定”。当然了，从1997年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所谓的“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维持安定”当然都是空话，仅仅是中共用来欺骗英方和香港人民的伎俩。
撒切尔夫人结束访华后，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Richard Evans）与中国外交部从1982年10月开始，展开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首轮谈判。由于双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僵持不下，谈判一度陷入僵局。1983年6月，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妥协。双方随后各自组建代表团，在同年7月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在谈判中，中方极力反对香港方面派出代表参加谈判，并蛮横地表示“谈判完全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香港人的声音则由中国代表”。中国当局的这种无耻做法，事实上完全无视了香港的主流民意。因为根据1982年3月在香港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仅有4%的受访者接受香港“由中国直接统治”、15%的受访者接受“在英国托管下接受中国统治”，却有70%的受访者“希望香港继续由英国管治”。这样的民调结果当然完全不令人意外，因为香港人这一群体本来就是由一群渴望自由的人们形成的。
三、港人无法决定自身命运：《中英联合声明》的形成
然而，由于中方的蛮横要求和英方的妥协，香港人完全失去了在决定香港命运的谈判中列席的资格，只能听凭两个大国决定香港人的命运。在英、中两国的第二轮谈判中，邓小平充分展现了共产极权主义分子凶残蛮横的嘴脸，威胁称如果在1984年10月1日前谈不出结果，中国就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对于英方代表提出的将香港治权、主权分开，英国在1997年后保留对香港的管治权、仅将主权移交中国的方案，邓小平则发出了类似今日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台湾发出的“人滚地留”的叫嚣，表示即使“意味着收回一座荒岛”也要“完全收回香港”。在邓小平的流氓外交下，英国代表团不得不继续让步，同意在1997年将香港的治权和主权全部移交中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完全被排除在英中谈判之外的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出于对香港的责任感，于1984年6月派出钟士元、利国伟、邓莲如三位代表前往北京，试图进行最后一搏。然而，他们遭到了邓小平粗暴的训斥。6月22、23两日，邓小平对这些香港议员表示，他们没有资格代表香港作为第三方加入谈判，并说谈判“只有两脚凳”，“没有三脚凳”。在谈话中，邓小平也信口开河地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从此后香港的历史发展来看，所谓的“五十年不变”也好、“一国两制”也罢，显然全都是中共的谎言。此外，邓小平还曾贼喊捉贼地表示，香港议员的行为是挟持“香港民意”。他的这种说法，可谓是无耻至极。
最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表示，英国将会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给中国，而中国则将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不变。1985年5月28日，随着英、中两国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生效。香港的未来，就这样在香港人完全缺席的情况下，由英、中两国决定了。
对于香港人在决定自身命运的谈判中缺席这一残酷事实，有不少热爱家园的香港人表达了愤怒与失望。1983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期刊《学苑》发表了一篇社论，讲出了香港民众的愤慨：“五百万人的命运，竟然决定于两个巨人的角力之下，这是一宗荒唐的买卖，我们只是一部机器，一件货品，有谁理睬我们的一声异议？我们的命运，不过是巨人手中的泥团！……波兰人民告诉我们什么是争取，除了自己，没有人会为道义而考虑我们的意愿。”
就这样，香港人即将面临中国共产极权政权的统治，迎接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但是，香港人民不会放弃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香港民众也团结了起来，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发出怒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