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三十二讲 时代革命·七

一、在抗争中迎来新年的香港(2019年12月—2020年1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讲述第三十二讲《时代革命·七》。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述了2019年11月后半段至12月初的香港历史。随着理大之战以惨烈的结局失败,以及香港民众在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中获胜和美国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反送中运动最惨烈的一个月2019年11月以悲喜交集收场。随着时间进入12月,香港人继续坚持着抗争,在12月初展开了38万人上街的“勿忘初心大游行”。到这时为止,人们仍然看不出反送中运动将向一个怎样的方向演化。

事实上,在整个2019年12月,尽管没有发生中大之战和理大之战那样规模浩大的警民冲突,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仍然接连发生。继12月1日38万人上街的大游行之后,12月8日发生了由民阵发动、多达80万人上街的国际人权日大游行。接下来,在12月24日,又发生了全港各地民众在迎接圣诞节时就“五大诉求”进行示威的游行活动。其中。12月1日和12月24日的两场游行,都演变成了警方的酷烈镇压和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在12月8日的游行中,警方也曾使用胡椒喷雾。除此之外,各地小规模的抗争在2019年12月也一直在进行着。在这个月,香港街头依然催泪烟弥漫。

随着新一年的到来,情况看上去也没有转变的意思。2020年1月1日,示威者的人潮又一次填满了从港岛维园到中环之间的街道。根据召集本次游行的民阵公布的数据,这次元旦大游行有多达103万人上街,人数堪比2019年6月9日的百万人大游行。在这一天的港岛,警方对街头的抗争者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暴力镇压,使用了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胡椒球弹等武器,并在铜锣湾一带进行大规模围捕,逮捕了多达286人。抗争者也在多处结成伞阵,并使用燃烧瓶进行还击。大规模的镇压和冲突,一直持续到了1月2日的凌晨。接下来,香港民众又于1月19日在中环进行“港共受刑,天下制裁”集会,而这又引发了警方的暴力镇压和警民冲突。这样,香港就在战火中迎来了2020年。

二、疫情之下的反送中运动(2020年2月—6月)

2020年6月30日,随着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防暴警察进入香港一家购物中心驱散参加香港午饭集会的市民。(美联社)
2020年6月30日,随着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防暴警察进入香港一家购物中心驱散参加香港午饭集会的市民。(美联社)

然而,在2020年1月底,局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场从中国起源的严重瘟疫突然爆发,并波及了香港,使得民众的大规模集会行动显著减少了,这就是在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3日,两名从武汉返回香港的旅客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成为了香港的最初两名感染者。这样,到1月底,多个筹办集会活动的民间团体为了避免疫情扩散,便宣布暂停大规模集会。到2月4日,香港出现了3宗本地感染病例。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当局在2月5日关闭了多个关口,但已不能遏止疫情的传播。在2020年春季,新冠疫情在香港各地迅速蔓延。当局则以防疫为名推行“限聚令”,进一步从行政层面上遏制了大规模民众集会。此外,中国当局在2月13日任命夏宝龙取代张晓明担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在中共官员当中,夏宝龙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有酷吏之称。他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对浙江的基督徒进行过严酷的镇压与迫害,出动大量武警和警察强拆了许多教堂的十字架。夏宝龙就任中国港澳办主任,无疑传递着一个信号:面对香港人的抗争,中国当局将会采取更为严酷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2020年2月之后的几个月里,仍然有相当多的香港民众在面临疫情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这场抗争,各种规模相对较小的集会也依然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在香港各地的街头出现,其中有的集会仍会演变成规模不小的警民冲突。例如,在2月29日831太子站事件发生半周年之际,九龙各地就曾发生激烈的街头战,并曾有警员拔出手枪指吓民众的事发生。在3月31日,则曾发生过示威者向新界的大埔警署和九龙太子警察体育游乐会等警方设施投掷燃烧瓶的事件。在这一期间,香港当局也借助反送中运动相对进入低潮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秋后算账”。4月15日,警方逮捕了15名民主派政界人士,并表示他们将被控以“非法集结”和“非法游行”等罪名。

到了5月至6月间,随着香港的新冠疫情蔓延情况放缓,大规模的抗争运动随之卷土重来。面对这样的局势,中港当局加紧了镇压的步调。5月28日,中国人大通过了被称为“全国人大涉港决定”的文件,要求香港当局尽快完成所谓“《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以及“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根据这项决定,中国政府也将在香港建立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此外,对于香港在历年六四纪念日都会进行的维园集会,警方也发出了反对通知书——在1997年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因此,2020年6月4日的集会便采取了“遍地开花”的形式进行。当天晚上,有民众拆毁维园外的铁栏进入场地举行集会。在港岛、九龙、新界各地,都有民众进行了集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晚的活动是进行纪念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惨案六四大屠杀的集会,但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在当晚的集会中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各地的集会民众呼喊的口号,多为反送中运动的口号,其中包括独派的口号“香港独立,唯一出路”和“香港人,建国”。而对于当天的集会,警方也进行了暴力镇压,曾在旺角一带释放胡椒喷雾,并逮捕多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香港民众不屈的反抗,中国当局正式推出了严酷的香港“国安法”。6月30日,中国人大通过了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也就是香港“国安法”。这部法律被放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中,成为了在香港实行的法律。值得注意的是,“国安法”不属于香港通行的普通法系,而是属于中国通行的大陆法系。不但这部法律的解释权属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且香港法律中与“国安法”抵触的条款都要以“国安法”为准。根据“国安法”,中国政府会在香港设立由中国官员掌管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简称“国安公署”。此外,香港当局则会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香港警务处则将设立“国安处”。“国安法”设置了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的罪名,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关于这些罪名的条文,与中国刑法中的相关条文多有相似之处。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根据“国安法”的规定,任何人无论是否身在香港、无论是否是香港居民,都有可能触犯“国安法”中规定的所谓的“罪行”。可以说,“国安法”完全是一部中共式的法律。随着它的出现,香港一百多年来建立的法治基础,可谓是已经荡然无存了。

三、香港“国安法”与大规模街头运动的终结(2020年7月—10月)

2020年7月1日,香港民众进行反“国安法”大游行。(维基百科)
2020年7月1日,香港民众进行反“国安法”大游行。(维基百科)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安法”,已经处在绝地的香港民众发起了反送中运动的最后一场大规模街头抗争。2020年7月1日,无惧“国安法”的威胁,接近40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国安法”大游行,反抗的人潮又一次填满了港岛的街道,呼喊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唯一出路”、“香港人,建国”等口号。面对反抗的民众,警方在街头首次举起了写有警告人们“有可能构成《港区国安法》的罪行”等字样的紫色旗帜。当天的街头战进行得惨烈而残酷,警方出动了包括水炮车在内的多种武器进行镇压,有被水炮击中的人被弹飞了两米远。另一方面,抗争者也在多处排出伞阵,进行激烈还击。在港岛的湾仔,23岁的香港青年唐英杰驾驶着一辆竖着黑底白字“光时旗”的电单车,冲入了警方的阵线,在撞翻了三名警察后被捕。在铜锣湾一带,一名落单警察遭到抗争者围攻,左肩被刀刺伤。当天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入夜时分。这天,警方有7人受伤,民众的伤者人数则远多于警方。此外,警方在当天一共逮捕了370人。

在2020年7月1日的反“国安法”大游行被镇压下去之后,中国国务院在7月3日任命了郑雁雄担任中国政府驻港国安公署署长。与夏宝龙相似的是,郑雁雄也是一名有酷吏之称的中共官员。在2011—2012年间,时任中共广东省汕尾市委书记的郑雁雄曾使用狠毒的手段,对当地乌坎村民众的大规模抗争进行镇压。此次郑雁雄就任驻港国安署署长,无疑又一次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国当局将采取严酷的手段镇压香港民众。

在这之后,香港民众又在2020年9月6日进行了九龙大游行。尽管这次游行的参与人数不算很多,但警方却出动大批警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滥捕,截停了大批在街头行进的民众,逮捕了多达289人。此后,在10月1日,香港民众也进行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游行,但这次游行也被出动重兵的警方以滥捕的方式残酷镇压。在港岛的百德新街一带,警方曾在当天一次性地捉走了50名市民。

至此,随着大规模街头抗争的终结,波浪壮阔的反送中运动在香港本地转入了低潮。从2019年6月到2020年秋天,香港人在街头勇敢地抗争、战斗了一年多。在这一过程中,香港民众经历了无数次愤恨、悲痛的时刻,承受了当局极其残酷野蛮的镇压和暴行。随着香港“国安法”的推出,中共的统治以前所未有的高压姿态笼罩在香港这座曾经的自由城市之上。那么,在中国当局推出了“国安法”之后,香港人应当进行怎样的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