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戚本禹提供的孤证，是否是空穴来风？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杨尚昆和毛泽东之间发生的窃听风云。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对文革前夕那场扑朔迷离的窃听器事件进行了分析，展示了不同方面对于这起事件的说法。根据毛派骨干戚本禹回忆录的说法，在1964年时，杨尚昆曾被发现在毛泽东的卧室和洗手间等生活区域安装窃听设备，而且参与这一窃听活动的人还包括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和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不过，杨尚昆本人、部分中共老干部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造反派的说法，则仅仅提到了毛泽东在1959年和1961年要求追查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的行为，没有提到1964年发生的事，而这种录音活动确实涉及到杨尚昆、康一民和吴振英三个人。两种不同说法的唯一共同点，就是杨尚昆、康一民和吴振英确实曾经对毛泽东进行过录音。此外，这两种说法之间没有共同之处。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继续进行破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戚本禹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孤证，因为无论是中共老干部还是文革造反派的说法都没法和他的说法互相呼应。而且，戚本禹的叙事中还存在着重大的漏洞。在戚本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说法：“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然而，这个说法却与同为毛派的文革造反派的说法不相符。根据文革史学者余汝信的研究，在196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曾经发布了一份抨击杨尚昆的材料。这份材料的名字听上去就非常地毛派，叫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滔天罪行》。材料中对杨尚昆被赶出中共中央的事情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杨尚昆和大军阀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向荣、曾三、裴桐、叶子龙、康一民等相勾结，将大量党的机密档案从中央机要室和中央档案馆盗窃扩散出去，并且广为流传，层层偷抄，为反革命政变集团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提供弹药。”
从这段材料来看，杨尚昆曾经进行过所谓“将大量党的机密档案从中央机要室和中央档案馆盗窃扩散出去，并且广为流传，层层偷抄”这种活动，也就是进行了泄密。余汝信的研究展示了三条杨尚昆的日记。第一条，是他在1965年9月16日写下的，其中说道：“晚间约中央档案馆、军委办公厅、保卫部、军事学院等单位同志，谈如何清理过去已外流的档案问题。”第二条，是他在1965年10月29日写的，其中说：“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10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第三条日记，则是他在之后的一天，也就是1965年10月30日写的，日记说道：“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约李质忠同志谈话（办公厅党委问题，停止出文书处理）。下午同曾三同志谈了档案馆的问题。失密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虽然抓了这件事，但终于出了大问题。曾对此缺乏重视！”
从这三条日记来看，杨尚昆泄露文件的情况非常严重，令他在当时感到十分不安。在1965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他还曾记录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与他进行谈话的情况，显示中共中央对这起泄密事件相当重视。而正如上一讲所说的，在中共中央于1966月5月24日公布的杨尚昆的罪名中，就包括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和“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这两条。
从以上的线索来看，杨尚昆除了“录音”或“窃听”之外，还有另一项泄露机密文件的罪名。那么，他到底泄露了什么文件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先引用一下中共中央办公厅造反派给杨尚昆加上的罪状。他们当时表示，在毛泽东在1961年4月“发现有人搞窃听之后”，“当中央决定将过去所有窃听偷录的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录音胶带销毁时，他（杨尚昆）又抗拒中央指示，背着中央把讲话录音连夜组织人抄下来，继续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
综合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1961年4月毛泽东开始追查所谓的“窃听之后”，中共中央曾经要求销毁掉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录音胶带。但是，杨尚昆曾经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人手，把毛泽东和一些中共中央高层的讲话录音抄写下来。这一情况，是在1965年被调查出来并且追查到杨尚昆头上的。这样看的话，戚本禹所说的1964年杨尚昆被发现进行窃听活动，虽然很难被证明是事实，但杨尚昆确实在1965年因为泄露毛泽东的讲话录音遭到了追查。事实的真相，很有可能是戚本禹将这件事情与录音事件混为一谈，进行了夸大的描述。
二、毛泽东私人生活到底有没有被录音或窃听过？
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的回忆录提到了杨尚昆在毛泽东的卧室和洗手间安装窃听器的事。那么，这件事又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呢？究竟除了毛泽东在正式的政治场合的讲话之外，杨尚昆有没有录到过毛泽东在私人场合当中讲话的声音呢？事实上有材料表明，是有的。文革史研究者徐志高在他所编的著作《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中，曾经引用过这样的材料：
“1961年春4月，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南下调查研究（按：原文如此）。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月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
众所周知的是，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身边的红人，也被不少人戏称为“张贵妃”。毛泽东和张玉凤的私人关系极其亲密，张玉凤也时常“恃宠而骄”，和毛泽东在生活中吵架，甚至还骂过毛泽东“是狗”，两个人活脱脱地就是一对欢喜冤家。而毛泽东在火车车厢里和张玉凤的对话，想必应该是某种私密的对话了。徐志高所引用的材料，还有这样的内容：
“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以上两段引文，见于徐志高《文革史稿：文革史料汇编（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世界华语出版社，2016年。）
上面的这两段引文，出自徐志高的书中以“杨尚昆事件”为题的一节内容，也在不少网络上流传的文革文章中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徐志高的书中没有注明这一节内容的史料来源。因此，这两段引文中的说法，在我们能够找到确定的来源之前，当然出于谨慎的考虑不应该完全采纳。但是，我们也能通过这两段引文意识到，尽管戚本禹所说的毛泽东在1964年发现自己的私人生活被监听这一点是孤证，但是毛泽东的私人生活曾被监听这一点，却并不是只有孤证，还有其它材料的支持。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徐志高的书中在以“杨尚昆事件”为题目的那一节内容当中，还有这样的说法：
“令人不解的是，（杨尚昆）为什么要在车厢安装窃听器？显然是为了掌握毛主席的隐私。不知中央最终查实了多少次这样的窃听事件，多么可怕！无怪乎文革开始，毛主席便首先开展了揭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运动。
“杨尚昆聪明之处是，回到北京立即与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商讨对策，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没有追究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身上。这样，文革中，周恩来也极力保护了杨尚昆，改革开放后，（杨尚昆）在邓小平领导下官至国家主席。”
尽管以上的这些内容，目前我仍然找不到确切的来源，但它们却和我曾经反复提到的一件事实有关：各方的说法都能够证实，在对毛泽东进行的“录音”或者“窃听”活动中，实际上也活跃着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的身影。另一方面，杨尚昆在1965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曾经说道：“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10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而根据上面我所引用的这段没有找到来源的史料，杨尚昆在被发现在毛泽东的列车车厢上安装窃听器后，曾经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商讨过对策，最后是把责任全都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三、一点结论：抽丝剥茧之后我们能看到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有关文革史的资料，有大量找不到出处的内容。对于这些找不到出处的东西，我们当然是不能轻易地采信的，最多只能把它们当作一种参考。而这些参考内容则指向了两种可能：
第一，杨尚昆似乎确实曾经对毛泽东的私人生活谈话进行过某种录音。
第二，这种录音活动并不是杨尚昆一个人进行的，在这种活动的背后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身影。
讲到这里，关于文革前夕发生的这场“窃听风云”大戏，我就大致地讲完了。事实上，一直讲到最后，我也没有给大家展示出一个百分之百确切的结论，只是把目前我所掌握的材料都呈现给了大家，请大家自己进行判断。总的来说，戚本禹所说的内容当然不太可能是历史的真相，但他的说法似乎也不是完全建立在百分之百的虚假之上的。至于杨尚昆的说法，则有可能只讲出了部分的真相。在这种“录音”或“窃听”活动背后，似乎还若隐若现地浮现着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身影。这些情形也提醒了我们，在文革前夕，中共内部的内斗已经激烈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这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随着文革的爆发，中共的内斗会进一步地白热化，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背景。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