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彭真对毛泽东的软抵抗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文革导火索，也就是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出台的过程。这篇文章，事实上是毛泽东以文艺方面为突破口发动的一次进攻，用于打击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谓“走资派”。为了这次进攻，毛泽东通过江青在上海方面联络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个毛派干将进行文章的写作。在1965年11月10日，这篇文章宣告出炉，而《海瑞罢官》这部历史剧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则成为了攻击的目标。
尽管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里，吴晗被扣上了种种大帽子，包括试图否定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试图“平冤狱”等等，但实际上吴晗并不是主要目标，只是一个毛泽东用来借力的工具。吴晗的顶头上级，同时也是刘少奇政治派系重要成员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才是毛泽东想要攻击的目标。在1936年刘少奇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时，彭真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长，可以说是中共“白区党”中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长期以来深得刘少奇信任。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就要先拿下彭真。而要拿下彭真，就要先把攻击的目标设定为吴晗。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之后，彭真很快采取了保吴晗的动作。当时，彭真除了担任北京市的一把手之外，也是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之后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中共华东局管辖的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省份的转发，但北京方面却在彭真的运作下迟迟没有转载。彭真在11月26日告诉北京市委，吴晗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因此要掌握好界限。
面对彭真的抵抗，毛泽东一开始没有采取强硬路线，而是让周恩来出面进行协调。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善于使用的“引蛇出洞”之策。在周恩来进行了协调之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于11月28日于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讨论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问题。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对彭真表示，吴晗目前感到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对此的反应，则是说：“什么‘来头’不‘来头’，
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在彭真的抵抗之下，中共的喉舌报纸《人民日报》直到11月30日才转发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日报》的转载，还是因为在前一天，《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在这样的压力下，《人民日报》不得不进行了转载。不过，在转载的时候，《人民日报》依然在试图淡化这篇文章的政治内涵，把它放到了《学术研究》的栏目当中，而且根据彭真的授意在文章前面加上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表示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应该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这段编者按里这样说道：“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编者按”还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
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恩来的坚持下，“编者按”的最后一段依然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强硬态度。这段文字的内容是这样的：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二、“二月提纲”的出台
总而言之，在彭真的努力下，姚文元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正在被迅速消解成一种学术方面的争论。在这之后，邓拓又以“向阳生”作为笔名，于12月12日在《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上发出了一篇题目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彭真的亲自指导下写出来的。尽管文章采取了对吴晗进行批判的态度，认为吴晗“犯了无批判地继承封建道德的错误”，但仍然试图把针对吴晗的批判控制在学术争论的范围之内。这样的一种以退为进，显然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
对此，毛泽东于12月21日在杭州对陈伯达在内的亲信发表谈话，直白地表示：“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接着，在1966年1月中旬，领会到毛泽东意图的《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把针对吴晗的批判抬得调门更高了。
至此，毛泽东已经亲自出面，把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这部历史剧定性成了给彭德怀鸣冤的东西。如果彭真再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那么就等于被毛泽东“引蛇出洞”，变成毛泽东的“阴谋”或者“阳谋”的打击对象了。
当时，中共中央内有一个设立于1964年7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文化方面的批判工作。这一小组的成员，包括了彭真本人，以及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在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写出来后，由于这两篇文章对吴晗的批判调门很高，因此上报了五人小组讨论是否可以公开发表的问题。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彭真对关锋、戚本禹这种上纲上线的做法表示反对，提出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不应该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并且表示吴晗和《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及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第二天，这次扩大会议的讨论结果形成了一份文件，名为《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在第三天由刘少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了通过。这份文件，也就是文革前夕著名的“二月提纲”。
尽管乍一看上去，“二月提纲”是对吴晗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只要仔细一读，就会发现这篇文件仍然试图把对吴晗的批判尽量控制在学术范围、减少政治批判的色彩。“二月提纲”当中这样说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
对于吴晗的问题，“二月提纲”则是这样说道：“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此外，“二月提纲”当中还对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上纲上线的行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用“学阀”这个词汇来描述他们的行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在“二月提纲”的结尾，则有这样一段以中共的标准来看，措辞相当温和的话：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三、毛泽东正在进行一场远程的“猫捉老鼠”游戏
总的来说，这样一份提纲肯定是不能令毛泽东感到满意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完全是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照常理来说，毛泽东应该会对这个提纲表达明确的反对态度。不过，从毛泽东一贯的政治斗争风格来看，他并不会这样做。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在酝酿着政治风暴的北京，而是正在南方各地巡游。任何在北京讨论出来的东西，都要送到身在南方的毛泽东手上进行拍板，然后再由北京方面进行执行。毛泽东本人则可以在南方下达各种各样的“指示”，然后再观察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从而制定自己的下一步策略。可以说，这时的毛泽东正在和刘少奇进行着一场距离遥远的“猫捉老鼠”游戏。在这场游戏当中，刘少奇尽管将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抵抗，但最终还是会在毛泽东的操纵之下，一步步亲手挖好他自己的坟墓，并自己跳到里面去。事实上，毛泽东这样一种与北京方面展开的远程“猫捉老鼠”游戏，还要持续好几个月，直到最终毛泽东感到自己稳操胜券、能够对刘少奇发起致命一击的那一刻。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