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和红八月暴行没有关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此前的两讲当中，我们对周恩来与西纠等干部子弟老红卫兵的关系进行了钩沉，指出了两场关系紧密的事实。这些事实足以表明，例如毛派人士戚本禹所说的，周恩来支持对红卫兵乱杀人、乱打人、乱抄家的行为进行制止，是不足为训的。事实上，周恩来自己也在文革初期加入到了煽动残杀北京市民的活动当中，著名的“李文波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表示，毛泽东也坚决反对老红卫兵的这些暴行。那么，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在不少毛派视角的文革叙述当中，毛泽东都被说成是与恐怖的红八月中的那些暴行毫无关系，并表示这些暴行纯粹是干部子弟们为了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目标从中共高干们引向“黑五类”、引向普通民众，认为这些暴行是“反文革”的行为。这样的一种叙述模式，在毛派文革史观中相当流行。比如说，著名的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上，曾出现过一篇署名贺合林的文章，主题是谈恐怖的红八月第一个遇难者卞仲耘之死。这篇文章表示，这种打死人的事情归咎于高干子弟红卫兵是基本正确的，但绝不承认毛泽东在这里面有什么责任，并认为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把文革初期打死人的情形归咎于毛泽东是错误的。这篇文章还表示，毛泽东和中共党中央在文革中的立场是“坚持要用文斗”，并把王友琴提出毛泽东煽动暴力的观点说成是“要武斗”论。这篇文章是这样论证的：
“谁都知道，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于《十六条》的这个规定，在文革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个文革重点，绝对没有假，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任何争议。
“既然重点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按照王友琴的‘要武斗’论，武斗的重点对象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残或者打死’的对象，主要也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是，我们在王友琴给出的一份被打死的人员名单中却发现，他们大都不是当权派！被打死的三十二人中，算得上当权派的只有9人（其中有两人只是称负责人），普通教师和职工23人，占了32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王友琴的文革‘要武斗’论的一个难解症结。这种偏离文革大方向、重点整一般群众的批斗、重点‘打残打死’一般群众的武斗，难道有可能是作为文革组织领导者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和支持的吗！实际上，是谁组织实施了这些行动，王友琴心中有数，也在文中充份的揭示出来了，可他在揭出的同时，又非要将这种情况与毛主席挂上钩，于是，造成了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
（以上引文，见贺合林：《刘进、宋彬彬道歉为何砸锅——谈卞仲耘之死》，乌有之乡，2014年2月10日）
二、戚本禹的说法存在着疑点
无独有偶，铁杆毛派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表示毛泽东和恐怖的红八月期间的这种乱杀人乱打人现象没有关系，并把这些暴行都归咎给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及副市长的万里。戚本禹的回忆录当中，讲到在恐怖的红八月期间，他曾前往北京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制止一批老红卫兵在那里关押人和打人，并表示当时他是受周恩来和江青之命前去的，身边还有周恩来派出的卫戍区军人。戚本禹表示，在他阻止这些关押人、打人的行为时，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他说道：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戚本禹的回忆录说，接下来，他向时任中国公安部长兼副总理的谢富治讲述了这件事。他的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问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样，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戚本禹所提到的“首都工作组”是什么。“首都工作组”的组建日期，是1966年5月15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推出、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一天。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扩大会议，但毛泽东却缺乏安全感，因此下达指示要加强北京的警卫工作。这个“首都工作组”，就是为了这件事而诞生的。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联名报告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了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在这些人当中，“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杨成武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雪锋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
，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万里是北京市副市长，苏谦益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见丁凯文：《“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华夏文摘》增刊第936期）可以说，在这个“首都工作组”当中有不少军方的高官。
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也把当时老红卫兵们乱杀人、乱打人，以及把大批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构成的毛时代政治贱民“黑六类”驱离北京的风潮归咎于叶剑英。他的回忆录中还这样说道：
“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在这里，戚本禹表示这些坏事都是叶剑英领导下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并且还提到了身在湖北的中共方面大员王任重。关于王任重的情况，我们之后再详谈。但只需要点出简单的事实，就能明白戚本禹的这段话本身就是有疑点的——当时身处武汉的王任重并不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却又兼任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就是说，戚本禹一边表示乱杀人乱打人的幕后黑手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并说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这种事情，另一方面又表示并非首都工作组成员、相反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任重介入其中。
三、王力、戚本禹的说法，像极了没串供好的供词
更为吊诡的是，在文革期间和戚本禹同属一个政治集团的王力，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却对红八月期间的暴行幕后黑手，有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说辞。当然，他的说辞和戚本禹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在撇清毛泽东和这些事情的关系。王力的回忆录说道：
“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类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作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王力在这里所提到的“破四旧”，我们在之后会进行详细的介绍，那是文革初期一次对文物古迹和种种社会事物进行广泛破坏的巨大灾难，红卫兵们也深度参与其中。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按照王力的说法，这些灾难的发生，要归因于新华社、《人民日报》之类的中共喉舌媒体，是因为那些人对毛泽东的理解不够才有暴行的发生，并且把锅推给了文革初期的红人陶铸。陶铸和王任重的情况类似，本来也是中共的方面大员，并在文革初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地位窜升，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排位第四的人物，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且取代陆定一成了宣传部长。可以看出的是，王力和戚本禹所指出的红八月幕后黑手却完全不同，但他们所说的又有一致性，就是在极力撇清毛泽东在其中的责任。
这两个人不同又一致的说法像什么呢？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犯罪团伙的主犯，戚本禹、王力是两个从犯，那么王力和戚本禹两人的说法，是不是像极了两个极力给主犯开脱罪责，却因为没有串供好，导致供词互相出入的被审讯犯人？他们是不是在极力地掩盖着什么呢？
由于时间关系，这些问题，只能留到下一讲解答。
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