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清运动的发动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毛泽东并没有真正“退居二线”。相反，在1962年7—9月之间，毛泽东连连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发动攻势，再一次在政治上找回了“场子”。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更是强烈地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意志，叙述了一种极具毛主义特色的理论，也就是在共产党已经全面建立起极权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会存在，而且共产党党内的斗争也反映着这种阶级斗争。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毛泽东这种“领袖”所提出的理论，肯定是反映了“社会意识”，以及那背后的“社会存在”。这样，按照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说法，新的政治运动就呼啸而来了。这场运动，就是血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运动被看作是文革的预演。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标志，是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在农村展开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主持会议时，刘少奇发言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可以说，在经过毛泽东对“黑暗风”的攻击后，此前鼓励干部们不要怕把局势说成“漆黑一团”的刘少奇，这次看上去是看准了风向，开始顺着毛泽东的思路说话办事了。这次会议决定，各地会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一件大事来做。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志，强调“阶级斗争”之后，毛泽东就决定在各地城乡展开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而达到所谓的“反修防修”。在刚才所讲的1963年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各地纷纷向中共中央上报材料。其中，河北省委上报的材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根据河北省委上报的材料，在河北保定地区，农村党员干部有很多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问题，并形成了所谓“四不清”的局面，也就是账目不清、仓库不清、工分不清、财务不清。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当地就进行了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的“四清运动”。材料当中根据保定的情况这样说道，当地存在的“四不清”问题，“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份材料里面所说的“五反”，指的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中展开时，“五反”乃是重点。总的来看，这份材料认为，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展现的正是毛泽东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因此要展开“四清”加以应对。
二、四清运动的三个指导文件
河北省委上报的这份材料非常对毛泽东的胃口。在这之后，毛泽东在南下巡视的时候，曾向多个地方的省委领导人推荐这份材料，也曾向周恩来、邓小平推荐这份材料。1963年5月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被简称为“前十条”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两天后，“前十条”下发，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这样，“四清”就成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题，“四清运动”也成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别称。接下来，中共中央又在同年9月制定了简称“后十条”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一年后的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后十条”的修正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十条”和修正之前的“后十条”当中，都强调了“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以及“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但是，在“后十条”修正案当中，则提出由于所谓的“敌人”以拉拢腐蚀干部作为反对中共的主要形式，因此需要改变原本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这样，四清运动就以更为激烈的形态展开了。
实际上，在“后十条”修正案发布之前，不少地方的四清运动就已经打死了很多人。比如，在湖北，在当“后十条”发布之后，仅仅在第一批试点铺开之后就死了两千多人。第二批试点铺开之后，一个襄阳就有74个人在25天内被打死。那么，为什么一个看上去只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的运动，会死这么多人呢？
三、桃园经验：刘少奇主导的文革预演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谈一谈刘少奇在文革前夜对文革的爆发所作的“独特贡献”了。用“独特贡献”这个词来描述刘少奇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我的发明，知名学者宋永毅就曾写过一篇题目为《被隐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的论文，详细讲述了刘少奇在当时的行为。我们知道，刘少奇可以说是文革这场运动当中最知名的被迫害致死的人物。然而，同样地，刘少奇实际上也是为文革添砖加瓦的重要人物。实际上，一个人物集迫害者与受害人身份于一身的现象，在共产党的历史当中是相当常见的。
今天的我们，每当谈到文革当中人迫害人的情形时，想到的往往会是这样一幅场景：在一处气氛极其狂热的会场上，许多所谓“人民的敌人”被人押了上来，展示在一大群狂热的所谓“革命群众”面前，遭到所谓的“群众专政”，也就是“批斗”。遭到“批斗”的人们面如死灰，被戴上了沉重的高帽子。愤怒的“革命群众”们，在震天响的“打倒XXX”的口号声中，获得了一种集体霸凌、虐待被批斗者的变态快乐，被批斗者则遭到反复的毒打和折磨，非死即伤。事实上，中共长期以来就善于搞这种模式的政治迫害活动。在1949年之前，他们就用这种办法对不少所谓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刘少奇本人就是搞这一套政治迫害的老手。在1947年进行的晋绥土改中，刘少奇就使用了极其残酷的激烈手段，要求“彻底平分土地”“依靠贫农解决问题”“把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闻风而动的中共晋绥边区当局，就因此拿到了“尚方宝剑”，在农村依靠农会，对地主等大批所谓的“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乱打、乱杀，使当地陷入一片血海当中。
在四清运动里，依样画葫芦的刘少奇，推出了一个名叫“桃园经验”的东西，用于竖立这场运动的典型和“榜样”。所谓桃园经验，是指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从1963年11月开始，以“董朴”为化名，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指导四清运动时，产生的“经验”。当时，在桃园大队蹲点的王光美出任了当地四清运动工作组的副组长。宋永毅的研究引述的一份材料，讲述了当时的这套“桃园经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份材料这样说道：
“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这段材料里所说的“燕飞”，实际上就是文革当中的酷刑“喷气式”。什么是“喷气式”呢？在这种广泛施加于被批斗者的酷刑中，受害的人被人强行扭住头部、颈部和背部，使他的上肢被强行压下去。与此同时，受害者的双手则被强迫向后上方或者侧方伸起。在这种难受的姿势下，受害者的头部往往戴着沉重的高帽子，在不少场合下这种帽子是用铁做的。受害者的颈部则被挂上沉重的牌子，颈部被勒得十分痛苦。保持这一姿势的人，不但肉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精神也蒙受了疯狂的羞辱。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来，四清运动采取的种种手段，可以说就是文革的一种残酷预演。而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人迫害人的方式，被刘少奇树立成了四清运动的样板，得到了大力的鼓吹和推广。这种鼓吹和推广，能够带来什么呢？宋永毅的论文，引述了一份研究给四清运动所做的评价，说道：
“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斗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
上面的这段论述，可以说点明了四清运动和文革在行为模式上的关系。事实上，作为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也是十分血腥的。在这场运动中，有超过7.75万人被迫害致死、532.7万多人被整。这样触目惊心的数据，显示了四清运动的残酷程度。
然而，对于刘少奇指导下的四清运动，毛泽东是有很大的不满的。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毛泽东是对刘少奇整死了那么多人不满。在大规模迫害人、屠杀人这一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一样都是“个中老手”。令毛泽东感到不满的，是他感到这场四清运动没有打击他想要打击的目标，以及一种对于自身政治地位难保的严重焦虑。而这些问题，最终引爆了文革。那么，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打击的目标方面，有什么区别呢？毛泽东为什么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会有这么严重的焦虑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一讲当中将要讲述的内容了。
好了，这周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