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七十六讲 毛泽东知道红八月的暴行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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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戚本禹究竟说了多少实话?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毛泽东与老红卫兵的关系问题。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毛派人士当中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即毛泽东与恐怖的红八月期间发生的种种暴行没有关系。他们认为,那些横行北京街头,疯狂杀人、打人的官二代老红卫兵们,背后受到的是其他所谓“走资派”老干部的指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毛派人士对于这些老红卫兵背后的指使者究竟是谁,又各有一套不同的说法。

其中,文革时期的毛派红人戚本禹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认为,红八月的幕后指使者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副市长的万里,还有领导“首都工作组”的叶剑英。而在文革与戚本禹同属一个政治集团的王力则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了很不一样的说法,表示红八月的背后是文革初期的红人陶铸,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之类的中国官方喉舌。

我们在上一讲里,也对他们的这些说法进行了分析,指出戚本禹所说的内容存在疑点。例如,戚本禹表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红八月的暴行,但他提到王任重也介入了对这些暴行的推动中,而王任重却恰恰不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的成员,反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至于王力明明与戚本禹在文革当中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但他们两人对红八月幕后指使者的说法却很不一样。

如同我们在之前所谈到的,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犯罪集团的主犯,那么王力和戚本禹就是这个集团的从犯。他们两人互相出入的说法,是不是让他们两个看上去,像极了两个没有提前串供、却都在极力试图给主犯开脱的从犯呢?

文革史研究者孙言诚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在这篇文章中,孙言诚提到了戚本禹回忆录中为给毛泽东开脱罪责,而采用的种种移花接木式的叙述方式。

戚本禹回忆录中,详细描述过一个发生在恐怖的红八月期间、情节颇为曲折的“查抄东风市场”事件。他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这段记录可谓是绘声绘色,而且充满了细节,看上去非常真实。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只是笼统地说它发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从戚本禹在行文当中说,老红卫兵们的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这一点来看,这件事似乎就发生在恐怖的红八月期间。那么,如果戚本禹的这种说法是真的话,中央文革小组确实是非常及时地对北京城内发生的暴行做出了反应。

二、文革研究者孙言诚的考证:戚本禹是如何移花接木的?

不过,孙言诚的文章却引述了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的说法,揭穿了戚本禹在此采取的瞒天过海的手段。孙言诚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道:

“笔者曾面对面听戚本禹讲过这段经历,有些细节比《回忆录》所写还要血腥。用不着怀疑这段史实的真实,那种血淋淋的场面,非亲历者编不出来。但是这件事绝对不是发生在‘红八月’,而是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之后,即66年的11月下旬。

“关于这份通告的出笼,吴德曾经这样讲:

“‘那时(是)武斗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了。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在引述了上述吴德的回忆后,孙言诚的文章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戚本禹正是根据这个通告才去查封的东风市场。”

(见孙言诚:《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四期,2018年12月4日出版)

三、毛泽东不允许人制止红八月期间的暴行

从吴德的回忆内容可以看出来,在北京城内打死人的现象极多的时候,尽管吴德、谢富治等人曾试图由北京市委和公安系统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但这件事最后被毛泽东否决了。而且,毛泽东对公安系统所拟的通知稿进行了批评,说这样做属于“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看来,毛泽东当然是知道恐怖的红八月期间北京城内到处打死人这一现象的。

事实上,吴德的这些话,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戚本禹自称他查抄的这个东风市场打人地点,实际上直到恐怖的红八月高潮阶段过去后还在持续运作。这一点,可以从孙言诚的文章中的又一段考证看出端倪。孙言诚的文章中说道:

“吴德的回忆是真实的,直到10月份中央文革小组还在维护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不准压制红卫兵的决策,连一份制止打死人的通告都不准发布,怎么可能在‘红八月’开会研究红卫兵打人问题,还派戚本禹去查抄东风市场呢?戚本禹说是周恩来派他去的,我们不妨看看文革中周的讲话: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

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

“这是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的讲话,目的是婉劝红卫兵不要设点打人。直到9月下旬,周荣鑫和雍文涛都对东风市场的打人据点束手无策,周恩来的规劝也透着苦涩和无奈。如果“红八月”周恩来就派戚本禹抄了东风市场,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

(见孙言诚:《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五四期,2018年12月4日出版)

从上述吴德和周恩来的说法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为了给毛泽东和毛派掌控的中央文革小组推卸责任,是如何巧妙地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将发生在1966年11月之后的事情,通过模糊具体日期的方式,将它放在恐怖的红八月期间。事实上,在恐怖的红八月期间,当北京城中出现了大规模打死人的事情时,毛泽东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批评了试图制止暴力的吴德和谢富治等人。他不但知道这些事情、不但在纵容这些事情,而且还不允许人阻止这些事情。

那么,对于毛泽东来说,官二代老红卫兵们这种把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的暴行,与毛泽东本人将斗争目标瞄准中共老干部们的文革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两者在他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中,都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讲当中进行解答。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