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串联亲历者看到的社会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大串联时期很多参与者在当时的种种见闻。那时候，参与大串联的红卫兵们挤满了火车，甚至连火车上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除了搭乘火车之外，也有不少红卫兵采用步行的方式进行串联，美其名曰“长征”。这些红卫兵们的串联目的地除了北京外，也包括如井冈山、延安这类的中共革命圣地。还有人在借着串联的机会到处旅游，吃到了各地的美食。对于当时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参加这样的串联使他们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能够近距离地观察社会。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下，也有不少人仍然能保持住自己的理智，看出现实与当时中国官方宣传的严重不符。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人关于大串联的一些见闻。
一位名叫易大旗的广东作家曾在他回忆自己参加大串联时情形的文章中，写下过这样的内容：
“文革前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记事已很清晰。其时盘中餐已有肉味，家中订有鲜奶。不过，肚腹问题才解决便要折腾了，那阵子的主旋律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这一辈红领巾在少先队活动时要听‘忆苦思甜’，扛起木制红缨枪跟着解放军辅导员操练，电影与少年普及读物都是在灌输各种各样的仇恨……
“直至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文革便隆隆有声地拉开了序幕。我是城市之子，在‘革命大串联’时才第一次离开广州，记得到了粤北坪石，我初睹要饭的乞丐，接着从湖南株州到河南郑州，这一路乞丐成群，我异常震惊，没想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下竟有如此景象。后来所见愈多，方知偌大一个国家，温饱问题从来未有真正解决。”
（易大旗：《吃肉骂娘——文革琐忆之四》，看中国新闻网，2006年12月29日）
从这段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贫穷且有众多的乞丐，且这些乞丐在严酷的户籍制度之下甚至无法出现在城市居民们的眼中。因此，一向居住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人是看不到乞丐的。这样的见闻，不但可以在今天戳破一些毛派人士对毛时代的各种天花乱坠般的吹嘘，也能使那时目睹了这一切的红卫兵们能够察觉到官方政治宣传与社会现实的不同，进而产生与官方意识形态不一样的思考。
还有的红卫兵在大串联期间，第一次见识到了社会上的人心险恶。一位参加过大串联的四川成都红卫兵在其回忆文章中，讲述了他在去西安串联后于回到成都的火车上遭遇的事情。文章中说道：
“火车快进成都站时，我发现我的大衣不在了，我把我的两个行李包交个我刚认识没有几天的同伴潘和任，要他们拿着我的东西先下火车等着我，我找到大衣后就下车和他们汇合。 我们一路上一直处得很好，我对他们完全信任。我还主动说要带他们游玩成都，并给他们留下了我家地址。我在车厢里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找着我的大衣了，有一个人把我的大衣当床垫铺在火车地板上睡觉。我很快拿上大衣下了火车后，在站台上就找不着潘和任了。出了火车站，也不见他们，我很奇怪，就那么一会时间，他们怎么也不等我就不见了。我回到家里，母亲问我行李那里去了，我说交给我火车上认识的朋友拿着，他们会给我送来的。等了好几天，都没有人给我送行李来，这时才知道他们两个是故意趁机把我的行李拿走窃为己有。这是偷吗？不是，是我主动把行李交到他们手里的。这是抢吗？更不是，他们没有任何威胁我的动作。此事在我家里很长时间成为姐妹们调侃我的一个笑话。从此事中，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认识到表面上看起很好很值得信赖的人其实不一定是好人。”
（见马黑：《文革：大串联》，万维博客，2010年12月25日）
上述的这段见闻显示的，是当时的社会中也存在着人心险恶、有人通过骗取他人信任盗窃他人财物的现象。这样相当个人的见闻，无疑与一些吹捧毛时代的人士所说的当时没有各种社会乱象产生了直接的冲突，也会使经历了这一切的人能够意识到社会并不如学校里的教育所说的那么美好。
二、在大串联中见证文革残酷
也有人在参加大串联期间，见证到了当时政治斗争手段的残酷，因而对整场红卫兵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位笔名海鸥的大串联参与者，在1966年参加大串联时是一名中学教师。当时，她参加了一支由200多名师生组成的队伍，前往山西大寨这个中共树立的农村“典型”参观，在到达大寨后于当地参加了劳动。在此期间，她经历了一件事：
“一天下了工，我和实习小组的人到大寨唯一的供销社转了一圈。大寨供销社比一般农村的小铺要大一些，是新盖的，全村最好的砖瓦建筑物，想来是为了满足上大寨参观者的需要而建。商品不多，那年月我们也不会企望有更多的东西。 吸引住我们眼睛的是苹果和梨，苹果又大又红，梨子也特大，黄澄澄的，一看 是新鲜多汁的。老那说，咱们来到大寨应该吃个大寨水果作纪念。我先是犹豫了一下，因为一开始张铁军（按：此人是带领这支师生队伍的红卫兵负责人）宣布的纪律里有一条说不许上供销社买吃的。实际上供销社里每天都挤满了娇生惯养的‘红卫兵小将’，购买各种各样的食物。没人反对老那的建议，一人买了一个水果，反正‘法不责众’。我犹豫再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最终我还是买了一个苹果，果然好吃，又脆又甜又多汁，冰凉凉的，沁到心底。”
仅仅是因为买了一个苹果，海鸥就遭遇上了麻烦。她在文章中继续写道：
“当天晚上，全校师生和贫下中农集中在大寨人开会的露天场院。我不知又要开什么会，只是带上白天的疲劳听上一耳朵。只听得红卫兵头头张铁军——我们认为他算是红卫兵里比较讲政策的一个——声色俱厉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能忘，在我们身边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天 召开批判大会，批判投机分子刘企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自打文革开始，红卫兵们就根据我的体型（我胖）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刘企鹅’，一经过校园，‘刘企鹅’的喊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十九岁的女孩无地自容。
“几个红卫兵把我给揪上了台，推推搡搡地按下我的头。罪行很简单：买了一个苹果吃。批判一个接一个，上纲上线：混进革命队伍，给北京的红卫兵抹黑，破坏农业学大寨，地主阶级享乐主义本性等等。他们喊着口号：‘打到刘企鹅！’‘刘企鹅不投降就让她灭忙！’特别响亮地起哄式地把重音落在那个侮辱性的外号上。
“我心中一万个不服气，我之所以敢买苹果，首先因为‘红卫兵小将们’挤在柜台前几斤几斤地买水果点心罐头糖果，大摇大摆地当街吃喝。为什么他们可以买我就不能买？说是他们对己对人使用着双重标准，那是抬举他们。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的游戏而已，几天没‘搞阶级斗争’，心里就痒痒得不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是他们生活无趣时制造的一种调料。抓个人来斗一斗，解解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面对这样的批斗，海鸥无法反抗。她在文章里说道：
“我没有胆量辩解和反抗，一条条黄铜扣的皮带包围着我，我知道他们打人是不要命的。这样的当众受辱我已经历过多次，在学生面前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最让我难堪的是贫下中农也在场，因为我劳动卖力，他们本来对我印象很好，态度也非常友好，现在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怎么看待我？太丢脸了！
“更让我失望的是，其他几个实习老师也都买了苹果和梨，一个个心安理得地坐在下面，为什么要让我承担一切，何况我是被动的，最后一个买的。再看首倡者老那，一声不敢吭，把头埋在膝盖里，像个耗子一样缩着。人到了这时只会明哲保身，真是令人寒心，我一直是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的。
“我心里想，是谁告的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
三、大串联亲历者的思考
海鸥的文章在接下来谈到了红卫兵们对她的“惩罚”，说道：
“张铁军宣布惩罚条令。惩罚的方式很奇怪，让我给学生送夜宵（瞧瞧，还要吃夜宵，一帮少爷小姐，又在玩弄着双重革命标准），以及每天吃饭前要给红卫兵的食堂（他们不吃派饭，自己做饭）挑三担水。想起今年三夏劳动时，因为对我有怀疑，就令我去厨房干活。后来有些学生拉肚子，就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我在饭菜里下了毒。我被抓了‘现行’——迫害革命小将。为了证实一个人是反革命，不惜牺牲其他人的性命，多么奇怪的逻辑。这次又是同样的伎俩。当晚，我有些发蒙，顺从了他们，由红卫兵皮带押解，把夜宵挑到红卫兵驻地。所谓的夜 宵，是学生们自己做的东西，熬了一大锅稠糊糊的粥，里面油盐酱醋味精都放上了，还放了大量的糖和葡萄干，还有许多他们在大寨商店买的好吃的。那东西做的又咸又甜，烂稀稀的，令人恶心。稀饭装在两大铁桶中，死沉死沉，心中只求 他们这次别胡吃海塞，跑肚窜稀。那些粥红卫兵也不爱吃，最后都倒掉喂了猪。”
海鸥的遭遇使她见证到了干部子弟红卫兵的跋扈，也因此使她对红卫兵产生了抵触。她在文章中讲了她的思考：“我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通过文革的这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永远也不能和他们融合的。他们的优越感已经将他们的行为带向了极端。”
（海鸥：《大串联见闻——农业学大寨》，《记忆》第125期，2015年2月28日）
这样个人化的经历和心态描述，只有通过看大串联时代的种种个人回忆文章才能了解得到。由于时间关系，还有更多海量的材料，我在此就先不展示了。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