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罗瑞卿的初步批判：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被翻了出来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接着讲述文革前夕的罗瑞卿事件。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对罗瑞卿进行政治清洗的林彪，事实上患有相当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事实上，那些领导文革的中共高层中，许多人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对那时的政治运动之所以会显示出那种非理性的、疯狂的面貌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进入那个狂热的年代中吧。
在此前的内容当中我们曾经谈到，在1965年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一系列突出政治的治军原则，从而为攻击罗瑞卿管理军队时不重视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12月2日，毛泽东又做出了批示，表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样，罗瑞卿就被扣上了“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成了“犯了政治错误的人”。按照中共的党内斗争惯例，被带上了这顶帽子之后，猛烈的政治批判也就会接踵而至了。果然，针对罗瑞卿的猛烈批判，也就在1965年12月展开了。
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包括了中共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各大局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各军、各兵种各总部主要领导人等。在这次会议上，林彪的妻子叶群分三次进行了长达十个小时的发言，对罗瑞卿展开了猛烈抨击，说道：“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根据曾参与这次会议，时任北京军区司令的杨成武回忆，叶群在发言中提了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据杨成武说，叶群曾在发言里这样表示：“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杨成武还透露说，当时的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除了叶群之外，发言对罗瑞卿进行“揭发”的人，还有中共军队总参的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而更加荒诞的是，实际上叶群和雷英夫这些对罗瑞卿的激烈批判，都没有被罗瑞卿听到，因为当时罗瑞卿还不在上海，正在云南出差。可以说，叶群和雷英夫的这些猛烈的批判，并不是真的做给罗瑞卿看的，而是在毛泽东面前的一种政治表演而已。到了12月10日晚上，周恩来要求时任中共军队空军司令的吴法宪派出一个可靠的机组，将罗瑞卿接到上海。为了以防万一，吴法宪给包括驾驶员在内的机组人员配发了手枪，表示“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你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而罗瑞卿在于12月11日下午在上海降落之后，也没有被允许进入会场当面听一听对他的批判，而是被拉到一个院子里关了起来。接着，周恩来和邓小平便在那个院子中与罗瑞卿进行了谈话。杨成武的回忆透露，当时周、邓两人和罗瑞卿谈话的情形是：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７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二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着这句话。”
可见，当时中共党内对罗瑞卿的治罪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罗瑞卿被罗织的“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这几条罪名，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没有很严肃地对待。当罗瑞卿对这三条罪状进行否认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就直接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最后连和别人“关系不好”也可以成为一种罪状，真可谓是“总有个办法能治你”了。
二、毛泽东表演帝王术：将责任推给别人
在这之后，罗瑞卿就被毛泽东的“羽林军”8341部队看管了起来，一直没有当面和批判他的人进行对质。而这次批判他的会议，则在1965年12月15日结束，会议结束时只是说罗瑞卿不再在军队中工作，而是在政府任职。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议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65年12月16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又向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还是根据杨成武的回忆，周、邓两人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是：
“主席对林彪讲，（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毛泽东的这样一种表态，可以说是他一贯以来常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把“锅”都推给别人，自己却扮演一种超然的角色，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帝王术。只需要看一看毛泽东在这之前对罗瑞卿所做的那段批示，也就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样一段话，就可以对毛泽东的虚伪有很清晰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一伎俩，与他在同年9月23日与彭德怀见面时候的谈话如出一辙。当时，毛泽东这样说：“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还直接对彭德怀说道：“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不过，这并不妨碍在后来的文革当中，毛泽东对彭德怀展开进一步的政治迫害。
总而言之，经过这样一次会议，罗瑞卿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完了”。经过这次会议，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被撤销，由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叶剑英则变成军委副主席和秘书长，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
三、中共高层展开集体霸凌行为
之后，在1966年3月4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专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这次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一共开了35天，有多达86篇发言稿。可以说，这时候的罗瑞卿已经是“墙倒众人推”了。在会上，尽管彭真曾尝试阻止对罗瑞卿的过激批判，但实际上这时候的彭真已经成了毛泽东的打击目标，很快就要和罗瑞卿被划成同一个“反党集团”的成员了。根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回忆罗瑞卿在这次会上的处境可以说是狼狈至极：
“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由于罗瑞卿事实上确实在军中得罪了不少人，因此这段记录中说与会者有不少“爱戴、尊重”罗瑞卿的人大概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这仍然是一段很直观地反映出中共高层斗争残酷性的记录。罗点点的回忆中还表示，这次会议上给罗瑞卿扣上的罪名，包括“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等等。可以说，会议给罗瑞卿所定的罪状调门极高，把他彻底打成了共产党口中的“敌对势力”。
在这次会议进行到一半的3月18日，无法忍受的罗瑞卿选择了自杀，但没有成功。不过，按照共产党政治斗争中的逻辑，他的这种行为无法使他避免被批判，而是被看成了“自绝于人民”，遭到各种各样的嘲讽。毛泽东表示，罗瑞卿“真没出息”。刘少奇则说，罗瑞卿“是坚决向党对抗”。此外，邓小平和叶剑英还对罗瑞卿进行了更加恶毒的嘲讽，叶剑英甚至还写了首诗，对罗瑞卿的自杀未遂行为进行讽刺。总的来看，这次会议已经开成了一种集体霸凌行为。
在这些人对罗瑞卿进行了充分的“揭批”、足够的霸凌之后，一份名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文件，在1966年4月30日出炉了。这份由叶剑英主导的中共中央小组制造的文件中，列举了罗瑞卿的五大罪状：
“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例如，罗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
“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三，目无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簒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这样，按照文革中常用的政治话语来说，此时的罗瑞卿不仅已经被“打倒在地”，而且已经被“踏上一万只脚”了。而这个时候距离文革的正式爆发，已经只剩下半个月了。
那场惊天动地的恐怖大风暴，马上就要席卷而来了。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