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两面性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文革初期的大串联期间，周恩来以一种全身心投入和极其细致的方式参与其中，负责了数以千万计的串联师生的后勤补给。根据历史学者高文谦的说法，“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在上一讲的结尾处，我们提到，如果毛泽东是一个负责狂想的董事长，那么周恩来就是确保这些狂想能够有效执行下去的总经理。我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周恩来究竟是否是在毫无个人意志的情况下，像一台机器一样配合着毛泽东的狂想呢？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要谈一谈这个问题。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看一看毛泽东在当时的整体政治布局。自从否定了派出工作组以来，毛泽东事实上一直很想让局势变得越乱越好。但是，毛泽东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整个社会彻底地乱下去、冲击了生产，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彻底停摆，共产党的江山估计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因此，毛泽东一方面以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的打手，为他冲锋陷阵地煽动起天下大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靠周恩来这样的老干部来维持经济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其实只是毛泽东执行不同方面政策的工具而已。在毛泽东更加求乱之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毛派打手们的声音就更大、权势就更煊赫；在毛泽东想求稳时，周恩来这样的老干部又会获得说话和实践其诉求的机会。由于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一直都有“求乱”和“求稳定”的两面性，因此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虽然屡屡斗争，但却总是斗而不破，甚至谁也离不开对方——想要获得毛泽东的青睐，周恩来就要配合中央文革小组的许多工作；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诉求与周恩来要做的事情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周恩来又不得不在夹缝中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尽可能地从毛泽东处获得一些支持，或者扶持官二代红卫兵加入到“天下大乱”的游戏中，试图转移“革命群众”的斗争方向。
周恩来的这种处境，可以从当时中共高层围绕“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概念产生的纠纷来看出一些端倪。所谓“抓革命，促生产”这种提法，最早见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如此前所述，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开展文革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对它非常重视，它最后的定稿竟然是经过毛泽东审定后的第三十一稿。《十六条》的第十四条是这样一段文字：
“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这段文字看上去，都是一些按照马列毛主义教条写下的“正确的废话”。因为一旦按照毛泽东的方法搞大串联“充分发动群众”，那么经济生产活动就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一客观规律，不是用一些毛式“辩证法”就可以搪塞过去的。“革命”和“生产”究竟应该如何兼顾？生产活动到底能不能也算是一种“革命”？这些看上去只是纯粹的定义问题、理论问题，实际上会影响整个中共高层的决策。
二、《抓革命，促生产》社论
对于这一点，希望“促生产”的周恩来自然有清晰的认识。1966年9月3日，黑龙江双城县有个名叫张凤山的干部向中共中央反映当地情况，说道：
“双城县八月二十二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在会上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九月二日为止，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已有十一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斗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社队干部出走了，有的不知下落，生产无人负责了。
“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
“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七月二日和二十二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然有效？如果省、县安排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和群众不听，不相信怎么办？急切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以明确答复。”
张凤山所讲的情况，实际上反映的正是所谓“革命”与“生产”之间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为此，在周恩来的要求下，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9月7日推出了一篇社论，名字就叫《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当中说道：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末期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整风运动，也就是思想革命运动。他所说明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作用，认为必须及时抓住这两个环子，使我们的斗争继续前进。这些，对我们现在，是完全适用的。”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生产运动，是相互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我们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精神武器，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我们坚信，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末期说过：‘……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他又说：‘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英明的论断。”
“当前，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大运动，那末，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难道还有疑问吗？我们认为，这是明白无疑的了。”
三、周恩来试图推行“促生产”
看上去，这篇社论可谓是言必称毛泽东，似乎十分地“毛左”。但事实上，毛泽东说的那些话只是这篇文章为了加强其立论所谓“合法性”而树立起的一面大旗。这篇文章中的要害，其实是这么几段没有引用毛泽东语录的话：
“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紧紧抓住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个环子，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要适当地分工，搞两个适当的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抓生产的产量、品种和质量，特别是要狠抓质量。抓生产的班子，也要参加文化革命，但是，应当以主要精力领导生产。两个班子要有统一的领导，不可各自为政。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如果群众认为适当，又进行得很好，就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工人、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完全能够把本身的革命运动搞好。而且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现在，秋收快到了，看来是一个好年成。各级领导，特别是县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一定要不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农忙的时候，“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勤劳、革命干劲和优良的劳动品质。”
以上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才是周恩来真正想要推行的东西。他试图把文革运动局限在学生当中，从而确保中共干部领导下的社会秩序。他的重点不在于“抓革命”，而是在于“促生产”。那么，对于他的这种与毛泽东“天下大乱”背道而驰的想法，毛泽东怎么看呢？事实上，周恩来这个人心细如丝。为了推行自己的目的，他往往极其谨慎。在这之后，他会遇到一系列挑战，也会尽可能地利用毛泽东去试图达成自己的目的。不过，尽管他十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此遭遇了一定的麻烦，甚至可以说是一些危机。面对这些问题，周恩来又究竟会用什么方法进行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