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尚昆的履历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文革的发动过程。
在之前的几讲当中，我们谈到毛泽东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作为“打倒”的目标、把他们四个当作了用来给发动文革“祭旗”的人。我们也谈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几个人为什么会被打倒的问题。在今天这一讲中，我们将会谈到毛泽东和杨尚昆之间的恩恩怨怨，了解一下杨尚昆倒台背后的故事。
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还是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吧。
1965年11月10日这天，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标志着毛泽东的文革在文化战线上打响了第一枪。同一天，还发生了一个令当时的政界震惊的事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被免除了职务，在名义上被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但实际上却被隔离审查，原因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而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的目标，则是所谓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接替杨尚昆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则是汪东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杨尚昆为什么要设置窃听器呢？事实上，这件事可以说是文革前夕中共党史的一大谜案，因为各方对这一事件众说纷纭。
在讲述这起窃听器事件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杨尚昆的履历。杨尚昆长期以来与刘少奇关系密切，曾在1926—1931年间前往苏联受训，并曾加入中共内坚定支持共产国际的团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从1930年起，杨尚昆就常年和刘少奇一同工作。1937年，杨尚昆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而当时北方局的书记则是刘少奇。在中共建政后，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有非常多的往来。在职能上，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的最重要任务是秘书工作，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和组织会议。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也负责着保持中共中央正常运转、提供安全警卫的工作。一言以蔽之的话，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就相当于中共的“大内总管”。
从履历上来看，拥有留苏背景、与刘少奇过从甚密的杨尚昆，实际上与出自“山大王”的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样一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之后杨尚昆遭到毛泽东的清洗。
二、戚本禹谈窃听器事件：这是一场阴谋吗？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也就是“窃听器”事件上来。根据文革中的毛派骨干戚本禹晚年撰写的回忆录，窃听器事件爆发在1964年。戚本禹的回忆录中说：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XXX，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叶子龙和田家英，都是毛泽东的秘书。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提到杨尚昆把窃听器装到了毛泽东私人生活区域卧室和厕所里，而且是通过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个人的机要秘书来做的。在回忆录接下来的内容中，戚本禹又提到他自己曾经和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检查窃听器的情况：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的这些内容，毛泽东似乎因为中南海的丰泽园被杨尚昆安装过窃听器，而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抵触情绪，不愿意住在这里。另一方面，毛泽东、江青和接替杨尚昆的汪东兴手头保留着被找到的窃听器，这些只有米粒大小的窃听器曾被装在肥皂盒里，甚至连谢富治也没有见过这些窃听器。
三、杨尚昆回忆录中的录音事件
不过，与戚本禹将窃听器讲得如同谍战大片相比，杨尚昆自己则有另外一套说法。杨尚昆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表示：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根据杨尚昆的说法，毛泽东不喜欢他自己的讲话被人记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直到1954年才建立了录音工作，对毛泽东本人的讲话则是在1956年之后才有了录音的做法。接下来，杨尚昆的回忆录还说道：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从杨尚昆的这些说法来看，毛泽东一度同意了对他自己讲话的录音。不过，毛泽东又在1959年的时候生气地表示谁录音就开除谁的中共党籍。在这之后，杨尚昆对录音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在1960年时，杨尚昆又在毛泽东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在毛泽东与外宾见面时下榻的地方和专列上安排了录音。在这之后，毛泽东又在1961年追查起了对他与外宾见面时进行录音的事情。
杨尚昆的回忆录接着说: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这样，根据杨尚昆的说法，在1961年之后，除了中共中央的正式会议经过批准之后可以进行录音外，其他中共中央的会议和谈话就不再进行录音了，而是采取会场速记的办法进行记录，直到1965年冬天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之前都是这样。而杨尚昆的这种说法，就和戚本禹的说法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根据戚本禹的回忆录，到1964年的时候，还曾发现过杨尚昆通过刘少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在毛泽东的卧室和厕所装窃听器的情况。可以说，杨尚昆的说法显得看上去“光明磊落”，戚本禹的说法则是显得充满“阴谋气息”。
那么，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对的呢？在下一讲中，我们就会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这周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