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楼会议：毛派抨击周恩来“和稀泥”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后与“保皇派”老红卫兵的斗争。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红三司在建立起来之后，便陷入了与“保皇派”老红卫兵的口水战中。按照马列毛主义者常用的说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双方展开文斗之后，很快也上演了名为“武斗”的暴力冲突。1966年9月23日，在北京地质学院，“保皇”的斗批改兵团和“造反”的东方红公社展开了武力冲突，这也是北京高校中的第一次保造两派武斗。在这之后，双方的武斗迅速升级，愈演愈烈。
事实上，双方武斗的激烈化，与文革运动的整体风向变化有关。如此前所述，自文革开始以来，希望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毛泽东，也一直存在着“求稳定”的想法。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毛泽东一边频频亮相接见红卫兵、将疯狂的大串联推动下去，另一方面又不敢让整个经济停摆。为此，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对文革所作出的限制，批准了“农村五条”和“工业六条”的下发，从而确保红卫兵运动不会蔓延到农村和工厂、科研单位中去。然而，在这种形势之下，希望更彻底地冲击中共原有政治体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们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1966年9月18—20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场座谈会的主持人是毛派骨干张春桥，江青、陈伯达等人也列席了会议，与会者有红三司负责人朱成昭、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等20多名造反派骨干。由于这场会议的举行地点位于北大红楼，因此它又被称为“红楼会议”。在会上，张春桥分析了文革的形势，谈到存在三个问题：“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二、‘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三、总理‘和稀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张春桥每讲一条，“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说到‘总理和稀泥’时，江青就说，‘总理就是这样的’。江青还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不过，陈伯达没有敢向周恩来送出这份记录。（关于红楼会议细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的描述，引文亦出自该书）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另一毛派骨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红楼会议的会议记录在会后被送给了毛泽东。然而，目前世人仍然看不到这份有毛派抨击周恩来内容的会议记录。对于这份记录的去向，文革史研究者华新民认为，“这份记录应当保存在中共的某个绝密档案室内，一时无法解密”。（见华新民：《1966年的清华文革——中央文革“缺席”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三六期）
二、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在了解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后，决定再次改变文革运动的总体方向。1966年9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发起一场运动，批判文革当中出现的“错误路线”，并让林彪在中共国庆的讲话中，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共官方喉舌《红旗》杂志第13期的社论中体现出他的这种想法。这篇社论于10月1日当天推出，其中这样说道：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所谓“斗批改”，是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对文革目的的描述，它的原话是：“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红旗》杂志社论中的说法来看，毛泽东明确地反对“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反对周恩来的“和稀泥”，并表示要对一条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路线进行批判。那么，这条路线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红旗》杂志的社论这样说道：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在这里，毛泽东将这种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路线”描述为“压制群众”，“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事实上所指的就是“保皇派”老红卫兵们在干部们的支持下，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打压。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我们之前曾经谈到过的，老红卫兵在初起之时，事实上曾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各派支持。但是，现在毛泽东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老红卫兵和他们背后的干部们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从而把他自己从这些“压制群众”的行为中摘了个干干净净。这样一种政治斗争手法，事实上是毛泽东习以为常，并且反复使用的。
这篇社论中，还用了一种极高的调门，去描述和所谓“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样说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代表的所谓“正确路线”，与所谓的“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被说成是一种阶级斗争行为。在马列毛主义的语境下，阶级斗争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是所谓“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按照这种描述，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在逆历史发展而动，应该而且注定要走向灭亡。在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就有这样一段杀气腾腾的话说道：
“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他们都将被自己的掘墓人革命群众所埋葬。”
在这篇社论出现的同一天，林彪也在他于天安门进行的中共国庆讲话中，谈到了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说道：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得名？
在这里，林彪对那条所谓“错误路线”的用词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分相似。事实上，对这条“错误路线”究竟应该怎么命名，毛泽东也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当《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后，周恩来曾问毛泽东，这个提法合适吗？因为中共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通过这种方式，周恩来可以说是委婉地向毛泽东表达了不满。略懂一些英文词汇的毛泽东，随即夹着英文说出了如下的一段话：
“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反革命”可以说是天字号第一大罪，有了“反革命”罪名的人等同于犯了“天条”，犯了古代王朝的“谋逆”大罪。而与“反革命”这个罪名相比，“反对革命”和“反动”在所谓“罪大恶极”的程度上要依次地相对轻一点。通过这种表述，毛泽东等于是在告诉周恩来，他已经很给面子了，没有直接把“保皇派”老红卫兵身后的干部们说成是“反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对此，周恩来也无法再反对，只好说道：“我懂了”。
这样一来，“保皇派”老红卫兵们就从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进行所谓“革命”的力量，一下子变成了被打入谷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毛泽东对他们这么快就始乱终弃，着实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上，他们只是文革中第一批被这样对待的群体。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将不断使出这种伎俩，每转换一次文革运动的方向，就要抛弃掉一批人。在这种局面下，造反派们获得了毛泽东更为明确的支持，借着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势。而“保皇派”老红卫兵们自然也不甘心就这样坐以待毙，仍会进行一段时间的坚持，继续对造反派采取攻击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武斗全面地铺开，双方各自的力量也会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与发展，从而将文革运动推向更为火爆的一页。由于时间关系，关于“保皇派”与造反派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就放到下一讲再进行详细的讲述。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