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第五十二讲 疯狂的洗脑

1966年8月29日,红卫兵挥舞着毛语录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前敲锣打鼓进行示威活动。
1966年8月29日,红卫兵挥舞着毛语录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前敲锣打鼓进行示威活动。 (美联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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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是一尊没有生理活动的神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完了发动文革的那次会议,也就是1966年5月4日到26日之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并且“打倒”了用来给发动文革“祭旗”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而很快,社会上就出现了第一波响应文革的风暴。这波风暴的开始日期,是1966年5月29日,也是一个星期天。在这天晚上,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遗迹进行了一次秘密聚会,建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影响了历史进程。

不过,在讲述红卫兵组织的诞生之前,我们还是要先看一看它能够诞生的社会背景。在1960年代中期的红色中国,当时的中学生们处在一种怎样的校园环境里,都在接受着怎样的教育呢?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当时的中学校园里,弥漫着极其强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的程度,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学生们难以想象的。尽管目前中国当局正在大力推行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崇拜还暂时没有达到当时的毛崇拜那种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未来就说不定了。文革史学者徐友渔在他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中,讲述过一位以W作为代称的前红卫兵的故事。在1966年,W十九岁,是一个高三学生,他告诉徐友渔说:“文革中,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既然毛主席和我们一样要吃饭睡觉,他是不是也和常人一样要大小便呢?我想他应该要,但我不敢想我们伟大领袖也做这么低级的事。我坚决否认他会用与我们不同的方式,我不敢想他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敢告诉别人我的疑惑。”

1966年8月1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夺权之后,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的革命教师与学生。(美联社资料图片)
1966年8月1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夺权之后,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的革命教师与学生。(美联社资料图片)

这听起来似乎是很荒谬的,因为毛泽东也是个人,他当然也和其他人类个体一样,都是需要吃喝拉撒睡的。那么,这位W这样想象毛泽东,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在他那时的心目中,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神,最起码不会是一个普通的人。

徐友渔的书还引用了明星刘晓庆在当年的想法。刘晓庆在描述那种想法时说道:“我对毛主席是这样的崇拜,这样的热爱,感情纯洁得可以说毫无一星半点杂质。我逐步长大懂得人事,当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生孩子的秘密时,在恍如五雷轰顶的振动中我首先想到的是:‘难道毛主席也这样吗?’当然,我立刻就会打消我对深深挚爱的领袖的亵渎。”

从这里来看,刘晓庆当时不敢想象毛泽东也和芸芸众生一样会进行性行为,认为这样想一下也是对毛泽东的亵渎。这样的逻辑,与上面讲到的W不敢想象毛泽东也会吃饭睡觉上厕所一样,都出自类似的心理。而在当时,还有无数的中学生和刘晓庆及W一样,不敢想象毛泽东也会进行和普通大众一样的各种生理活动。

二、疯狂的仇恨教育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邪教当中,不但会有让信众们去爱、去崇拜的对象,也会有让信众们去仇恨的对象。文革前夕的毛泽东崇拜也是这样。中学生们不但被教育要把毛泽东当成教主一样来膜拜、当成没有一般人类生理活动的神来膜拜,还被要求去恨许多他们不曾去过的国家,比如所谓“美帝”和“苏修”,也就是美国和苏联。

徐友渔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述了红卫兵一带人在当时的国际观,说道:“在红卫兵这一代人心目中,美国是中国最凶恶的外部敌人。它对于其走狗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老羞成怒,以朝鲜为跳板,妄图侵占中国,当它被打得大败之后,它又在越南点燃战火,目的仍是进攻中国。在这一代中国青年中,没有多少人知道朝鲜战争是因为金日成的北朝鲜正规军大举入侵南方引起的,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决议,授权联合国军援助南韩击退武装进攻。当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日内瓦协议和北越对南方的野心及渗透,只知道越南的战争是北越抗击美国的侵略。”

这种对美国的仇恨教育宣传,也导致了当时在中国读书的美国青少年受到了各种敌视。三小时纪录片《天安门》的导演美国人卡玛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她在文革前夕的遭遇。当时,她正在中国读中学。她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一不在,班主任政治老师就找我周围的同学谈话,‘跟她说话要注意’不要拿她的东西”。我在学校经常被挑出来:“也有人一天到晚找我的碴。初二写作文‘我的志愿’,我是喜欢在外边野跑的人,写我想当个勘探队员,就有个同学质问我:你为什么想当勘探队员?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中国的宝都探走?!”

卡玛的文章也指出,这一类的荒唐事,在文革前越来越多。(见心远:《专访“文革”反思片洋导演卡玛》,载于《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七五期)

1966年8月10日,这位仅知姓周的女青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鼓舞其他红卫兵同志的士气。中共党中央在196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了文化大革命。(美联社资料图片)
1966年8月10日,这位仅知姓周的女青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鼓舞其他红卫兵同志的士气。中共党中央在196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了文化大革命。(美联社资料图片)

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中学生们被教育要求仇恨的对象就是苏联——事实上,在当时红色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苏联甚至已经不太配被直接叫做“苏联”了,而是被叫做“苏修”,也就是被看作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苏联修正主义”。徐友渔的书中也描述了当时对苏联的仇恨教育叙事方式,提到这种叙事和对当时中国的吹捧是结合在一起的。徐友渔的书说:“对中国现实的描绘也是神话式的。中国被说成是世界上最先进、最美好的国家。我们的领袖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爱戴,我国的军队举世无双。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之后,世界革命的中心移到了北京,这是一种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曾期望英、法、德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的期望落空了,革命中心向东转移到苏俄。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的背叛,革命中心进一步东移,打败一切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任务由中国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唯一的问题是有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即复辟一种中国从未正式建立过的制度!),被推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份子、以及右派和其他坏分子,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策划变天阴谋,他们一旦得逞,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他们的方法是千方百计寻找党内代理人,以及拉青年下水。因此,青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色,世界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首先,在这套叙事当中,中国被说成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美好的国家,毛泽东被说成是受到全世界爱戴的人物,就如同今天的朝鲜政治宣传中那种“全世界都羡慕我们”的语调一样。其次,北京被说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则被说成了这场革命的叛徒。而且,不光苏联是叛徒,在共产党早已稳固地建立起统治的红色中国内部还有许多被打倒的所谓“阶级敌人”正在策划“变天阴谋”,并且寻找“党内代理人”,还要“拉青年下水”。这种叙事的结论是,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青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色,世界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以上各段引文,来自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三、全社会高度统一的极端政治叙事逻辑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教育中的叙事方式和《五一六通知》所使用的那种逻辑是非常之相似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所讲过的内容,《五一六通知》里有一段话猛烈地抨击了彭真主导下推出的《二月提纲》,说道: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1966年9月14日,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中国青年高举毛语录,抬着马克思的画像,举行游行示威。(美联社资料图片)
1966年9月14日,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中国青年高举毛语录,抬着马克思的画像,举行游行示威。(美联社资料图片)

我在之前的内容里曾经说过,《五一六通知》把对彭真及《二月提纲》的斗争的意义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用“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形容,甚至可以说把它抬到了一种“拯救地球”的高度。如果单纯地看这样一段话,缺乏那个时代生活经验的人们或许会感到很不可思议,认为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疯话和被迫害妄想狂。事实上,这样一种疯狂的逻辑,绝不仅仅是《五一六通知》所独有的。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中共中央推出的文件是在用这样一种疯狂的逻辑看待世界,在学校中的教育也是在用这样一种疯狂的逻辑看待世界,普通人生活中所遇到的政治宣传仍然是在用这样一种疯狂的逻辑看待世界。这样的政治宣传铺天盖地,覆盖着中共治下的各地,用疯狂和夸张的语调描绘着耸人听闻的阴谋和被说成是拯救全世界的宏大事业。而这样密集、统一、长时间的洗脑,已经成了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日常生活用语中,不时地会蹦出一些文革词汇,可见这种洗脑的深度。对于世界观相对还不稳定的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这样的洗脑会有多大的“魔力”,实在是可想而知了。

不过,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众所周知,在文革当中,红卫兵们分成了各种派系,互相之间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乃至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什么他们接受的明明是同一套洗脑,却依然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派系呢?事实上,我们在之后将会讲到,尽管这种洗脑毒害极深,但当时的人们也并不是丧失了一切自我意识的“丧尸”。在接受同一套洗脑的同时,每一个人也在按照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自己的利益诉求、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行动。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从表面上看难以理解,实际上却有内在逻辑的现象——在文革当中,敌对的各派系都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却互相斗得不可开交。而要分析这种现象的成因,我们就要讨论文革前夜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学里的反映了。这些将是我们在下一讲中会进行详细讨论的问题。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