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成为“革命”的目标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1966年10月，在“批判资反线”运动开始后，造反派红卫兵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面对这种情况，“保皇派”老红卫兵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用暴力手段段进行了猛烈反击，对造反派红卫兵在北京的总部红三司展开了多次打砸行动。另一方面，造反派红卫兵方面也不甘示弱，对中共干部们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造反派红卫兵虽然不像“保皇派”老红卫兵那样，坚持原教旨的“血统论”，且将主要的攻击目标锁定在中共干部身上。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就等同于“民主派”。文革史研究者杨继绳对造反派红卫兵的这一特点，有过如下一段论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崛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学生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破四旧’，他们的斗争矛头很明确：当权派。至于这位当权派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先打倒再说！在批斗当权派和反对保守派时，他们也沿用老红卫兵的一些作法——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以及各种形式的身体摧残。他们也在批斗当权派时有时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富、反、坏、右’抓出来陪斗。他们也采取过几次影响巨大的‘破四旧’行动。如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破坏了山东曲阜孔府。”
（见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第九章）
孔子被视为儒学先师，在东亚各国的传统中都有很高的地位。而号召否定孔子的思潮，则可以追溯到民国前期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新文化运动干将胡适在为他的友人吴虞的一本书作序时，曾这样写道：“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吴虞）先生！”表达了对这位反对孔子思想的朋友的推崇。到了1930年代，时为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回顾这件事时，曾经说道：“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于是，由于陈伯达的误记，或者是有意或无意的扩大其词，“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正式形成了。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对孔子的评价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1959年，毛泽东曾对他的儿女亲家、孔子第七十五世孙、中共开国中将孔从洲说过这么一番话：“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1964年，毛泽东又曾在谈教育问题时说过：“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但是，上述这些言论并不表示毛泽东就是一个“尊孔”的人。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与日本文学代表团见面时说道：“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参看韩延明：《毛泽东谈孔子》，中共《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在中共的政治理论中，所谓的“封建主义”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潮，自然属于“反动思潮”，是要被“革命”掉的。
二、文革前夕对孔子攻击的升级
另一方面，从1949年到文革爆发时为止，怎样评价孔子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一个有讨论空间的问题。1962年11月，一场有大量学者参与的“孔子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与会学者们各有对孔子否定、相对肯定或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观点，不过，会上也出现了日后文革时期那种激进否定的声音，而这一声音来自中共中央。据曾经参与这次会议的学者骆承烈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开会的当天晚上，从北京来了关锋、林聿时。关锋原来是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现在从中央来，自诩为中央领导。山东省的领导因为和他很熟，对他接待的规格不特别高，看来他有点不满。其实这事不大，他主要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就是以极左的姿态对大会打棍子。当天晚上，他找到当年在山东惠民师范一起工作、一贯极左的曲阜师院李××、赵××，他们把所有会议论文都要到手，从里面寻章摘句地找‘黑材料’、‘反动观点’、‘黑话’。四个人连夜写了两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会主持人改变议程，安排他们四人的两个发言。
“两个人发言时间虽然不长，观点却很明确。他们的观点说:一个人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是没有的。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学说不能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无批判地加以继承，把孔子现代化。’意思是说许多专家都不该把孔子思想说作永恒的、超阶级的，不该进行现代化解释，那些试图‘古为今用’，把孔子思想作现代解释的，都是‘含沙射影’、‘右派言论’、‘借古人之口攻击社会主义’等等。两根棍子一打，全场强烈震动。我坐在一旁看见有的学者吓得面如土色，有的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一笑置之，有的为这种批判忿忿不平。但会上谁也没有再发言反驳的机会，大量学者在后悔不该来参加此会的情绪下悻悻然离去。”
（骆承烈：《集体跪孔事件——1962年孔子讨论会被诬‘大黑会’》，《世纪》2007年3期）
这段回忆中提到的关锋和林聿时，都是文革当中一度当红的毛派人物。早在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激进的道路上冲锋陷阵了。而到了文革爆发以后，对孔子的攻击终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发生了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被砸毁的事件。
三、“讨孔联络站”的疯狂举动
山东曲阜是春秋鲁国的故地。作为一个鲁国人，孔子在此出生、成长和去世。在孔子死后的漫长历史中，孔子的后裔在曲阜当地长期保持着不小的势力，当地的孔庙、孔府和作为孔氏家族墓地的孔林被合称为“三孔”，拥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但在文革爆发以后，这些东西全成了所谓“反动势力”的象征物，一场巨大的灾祸席卷了它们。
为了将孔子彻底地打倒，1966年11月，造反派红卫兵团体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推出了一份名为《讨孔战报》的刊物。在出版于这个月10号的《讨孔战报》创刊号上，出现了一首“讨孔”战歌，它的歌词是：
孔家店阎王殿，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文化革命战鼓响，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
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
孔老二大坏蛋，反动透顶阴魂不散。
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
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
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
这些歌词真可谓是杀气腾腾、张牙舞爪，充分展现了“革命闯将”们与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势不两立的决心。有了这样狂热的歌曲，自然就会有更加狂热的“革命行动”了。在1966年11月9号这一天，由造反派红卫兵团体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谭厚兰带队，200多名红卫兵在经过于天安门广场誓师之后抵达山东曲阜，在当地受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红卫兵们狂热的欢迎。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专门向孔子发难的。11月12日，北师大的红卫兵们与曲阜当地的红卫兵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名字非常长的组织，叫做 “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讨孔联络站”。接着，在11月15日，“讨孔联络站”在孔府门前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28、29日， “讨孔联络站”又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操场上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据一篇讲述当时情形的文章所述，这次大会上发生了如下的一幕：
“‘讨孔’大会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拉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大会期间，红卫兵就把孔庙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正前面了。高大的头像上，还戴着一顶高帽子，上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
“有关资料记载，此像塑于清代雍正八年（公无1731年）。像体为坐姿，在一个巨大的雕龙贴金神龛之内。其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着十二章之服，手捧镇圭于胸前，表现了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的神态。
“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时，坐的是牛拉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时，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而且，这次陪着他的头像游街串巷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了，而是二十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划有红‘×’的大牌子，荣幸地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见张顺清：《谭厚兰“讨孔”的一些事》）
就在这一片疯狂的气氛当中，一场大规模的“毛式革命”行动拉开了序幕。这些红卫兵们马上将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捣毁孔庙、孔府和孔林。由于时间关系，相关的具体情形，我们会在下一讲进行详细的讲述。
感谢大家，这周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