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时代真的没有腐败？肆无忌惮的干部特权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红卫兵运动的社会背景。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文革前夜的中学校园中，弥漫着一种对毛泽东强烈的非理性崇拜。当时的年轻人们甚至不敢想象毛泽东会和普通大众一样进行日常的生理活动，如同看待神明一样看待着毛泽东。另一方面，经过当局反复洗脑式的仇恨教育，这些年轻人们被教导要仇恨所谓“美帝”、“苏修”还有“阶级敌人”，并被告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美好的国家、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美帝”、“苏修”和“阶级敌人”们据说在试图进行能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颠覆活动，从而毁掉这个所谓全世界“最先进、最美好”的国家、毁掉世界革命。而这样一种荒诞的世界观，事实上在当时支配着整个社会，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高度统一。
不过，在上一讲当中，我们也谈到了一个看上去相当奇怪的问题：如果当时全社会都在接受着一套高度统一的洗脑叙事，为什么在洗脑教育极为严重的学校当中，那些同样喊着“毛主席万岁”口号的红卫兵们，会在文革时期分成多个互相对立的派别，甚至不共戴天地展开血腥的厮杀呢？这些互相对立的派别的出现，是不是有什么社会基础？当时的人们在当局的高强度洗脑之下，真的完全丧失了一切的个人理智吗？今天的这一讲，就让我们继续看一看文革前夕的中学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社会分化。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中共建政之后的首都，北京一直以来聚集着大量的中共干部子女。而他们的存在，与之后红卫兵组织在清华附中的诞生是有关系的，具体详情我们留到之后再进行详细叙述。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白，毛时代绝不是一个浪漫化的所谓“人人平等”的时代，而是一个由政治体制赋予的特权肆无忌惮的时代。这些高干子弟们在文革前的学校中，拥有着广泛的特权，而这些特权的来源就是他们的父母。至于他们的父母，又有着怎样的特权呢？我们在这里先举几个例子。学者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专著《天地翻覆》中，曾经描述了一处北京的中共干部娱乐场所的情形，说道：
“1958年10月投入使用的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是中央高级干部吃喝玩乐的场所。建筑豪华，静谧的后湖和北海相连。从各文工团选来漂亮的女演员为中央领导人作舞伴。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在这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也是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长的要求定做。不到一年，养蜂夹道就容纳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人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高级干部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08’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就通过薄一波、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搞建筑材料、设备。在建设过程中，他们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1000万元，到文革前尚未完工。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部长级的房间，有中央领导人的房间。招待费由国家财政实报实销。”
从上面的这些描述当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高干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它的触目惊心程度，可以说一点也不亚于今天被披露出的那些当代中共干部的腐化生活，可以说和赖昌星所建的那个招待干部的“红楼”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是不是只有在北京的高干们才过着这样的生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杨继绳的书中还举了别的地方的例子：
“大饥荒年代，四川省饿死了上千万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在重庆潘家坪每晚听堂会（即把演员叫来，专门为他演唱），听完了吃夜宵。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下乡考察，由当时兰州最高级的饭店――兰州饭店派专车为他送饭。信阳地区饿死了100多万人，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1960年7月的信阳地委扩大会议，地点选在著名的避暑胜地鸡公山。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当时没有上山的汽车，官员们是饥饿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
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说是更加地触目惊心，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几千万民众惨遭饿死的大跃进时期。当无数农民成批、甚至整村地饿死的时候，那些重灾区的干部们却能够大鱼大肉地大吃大喝，能被饥民抬到度假胜地去开会，能舒舒服服地睡大觉、吃水果、吃宵夜娱乐，全然不管平民的死活。一些把毛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的人士，往往会说“毛时代人人平等”“毛时代没有腐败”，然而这些例子却表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毛时代的腐败比今天的中国还要严重：虽然在毛时代，由于中共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政策，干部们账面上所拥有的财富不如今天多，但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实际上可以说是更加赤裸、更加肆无忌惮的——在农民们大批饿死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还能让快要饿死的农民像奴隶一样把他们抬到风景优美的山上。他们这样的行为，可以说使人颇能联想起秦二世、隋炀帝这种古代暴君的作派。
二、毛泽东和干部们一样拥有肆无忌惮的特权
那么，这样的特权和穷奢极欲，是不是只存在于干部们身上呢？毛泽东本人是不是“很清廉”呢？这当然也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毛泽东本人的奢侈无度、穷奢极欲，和干部们相比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当时毛泽东每当出巡的时候，都会住在设备齐全的豪华“行宫”当中。例如，由中共湖北省委为毛泽东和江青在武汉东湖修建的秘密行宫梅岭建筑群树木环绕、坐拥湖景。在梅岭建筑群中，除了供毛泽东和江青起居的区域外，各种娱乐设施也一应俱全，包括为毛泽东修建的游泳池，以及能够进行演出、放电影、舞会、宴会等多种娱乐活动的小会堂。其中，毛泽东和江青起居的区域被叫做“梅岭一号”，小会堂和泳池被合称为“梅岭三号”，含有两者的建筑群总体面积就达到了1.1万平方米。此外，还有不计入这一建筑面积的“梅岭二号”，这是一幢被设计成毛泽东随行人员住所的独立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梅岭建筑群在1958年开始建设、1961年完工，毛泽东本人则在1962年首次入住了梅岭一号，并在他死前先后十七次住过这个地方，足见他对梅岭建筑群的喜爱。而这个他非常喜爱的豪宅，正是在无数民众悲惨地饿死的大跃进期间修建的。（关于毛泽东的住所梅岭建筑群，见余汝信：《昨天的秘密——武汉东湖梅岭纪事》）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像梅岭建筑群这样的行宫，在当时不只有一处。今天的不少毛派人士表示，不少行宫只是公费宾馆，像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胡耀邦这样的高级干部也都住过。然而，他们讲的这些信息实际上只能说明，当时的整个中共领导层都拥有着巨大的特权，通过特权享有优越、豪华居住条件的人既有毛泽东，也有那些老干部们。
三、异常残酷的极权主义体制
除了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残酷地榨取民脂民膏、完全不顾民众的死活以外，当时的中共整个体制和干部们也握有对民众的生杀大权。如果有民众不堪忍受他们的残暴压榨，展开反抗的话，则会遭到残酷的镇压，包括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法学家程干远在他的回忆录《小小徽乡情》中，就记录了一件发生在他的家乡安徽绩溪的一件令人发指的暴行。他这样写道：
“1960年春，全国有少部分农村发生农户因反饥饿而爆发暴动，我们老家的绩溪县岭北地区，过去称十五都，有一个小山村，在民兵营长、村支书的带领下，将附近乡里的粮管所几十万斤的粮库抢了，全体村民4、5百人一齐签名共同负责，同生共死。当县公安局派员警去抓村干部时，全村将民兵、武器、大刀、土炮火铳一起来，筑成防御工事，守住村口。由于山村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少数公安武器，根本无法进入，最后由省军区调集一个正规团包围该村，用迫击炮、轻重机枪将全村夷为平地，放火毁屋，全村男女老幼不留一个活口。此事作为平息绩溪土匪暴动事件，绝密档案封存在省保密局。这个村庄也就在一夜之间从地图上消失。”（见程干远：《小小徽乡情》，河山出版社，页126-127）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中共的整个体制对待民众，就好像对待蝼蚁一样，完全无视人命，并会肆无忌惮地进行残酷的大屠杀。在这种完全不遵守任何规则，因而也不会受到任何监督和限制的极权暴政之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干部们便能在民众大批大批地饿死的时候，不但依然奢侈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享受，也会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杀戮反抗的人。
理解了当时的这样一种残酷的社会结构，我们实际上也就了解了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出现的整体社会背景。事实上，在当时的一间间学校中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形态，也都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投影。在社会上，整个中共体制和干部们肆无忌惮地施展着不会受到制约的权力。在一间间学校当中，这些干部们的子女实际上也有着种种巨大的特权。而正是在这些干部子女的主导下，最早的红卫兵运动狂飙了起来，并在文革一开始就给这场运动涂上了非常浓烈的血腥气息。了解了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是这些干部子女们在文革一开始掌握着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并对他们的老师、同学以及社会上的平民们展开惨绝人寰的种种迫害、杀戮行为。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