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前夜干部子弟的心态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之前的两讲中，我们谈及了红卫兵运动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讲出了在文革前夜的社会中，那种席卷一切、充满仇恨意识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中共的干部们所拥有的肆意妄为、对民众予取予求的特权。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红卫兵运动的社会背景，看一看文革前夜的学校当中，人与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在极权主义社会，社会当中的每一个单元往往有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说，一个单位中的权力结构，往往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缩影。而在主要由未成年人和青年人构成的学校当中，实际上也是这样，孩子们组成的小社会的权力结构也是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缩影。
单单这样说，还是显得抽象了一些。让我们看一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讲述当时学校里的气氛的吧。
文革史研究者尹敏志在他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讲述过文革前夜干部子弟的心态：
“从1964年到1966年的‘前文革时期’里，‘革命干部子弟’成了最优越的出身。马笑冬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有了一种‘优越感’。原本自卑的叶维丽，也开始喜悦地发现：‘做“人上人”毕竟是一种不坏的感觉。’同时，‘大讲出身’的结果就是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内部又无形中分普通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社会的裂缝，已经无法再掩饰了。”（见尹敏志：《从宝塔尖到逍遥派——北京大院干部子弟的文革》，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九六三期，2014年）
尹志敏的文章所提到的马笑东和叶维丽两人，在文革爆发时都是北京的中学生，也都出自中共干部家庭。在他们的叙述当中，在文革前的两年里，学校中的干部子弟们有了一种‘人上人’的感觉，并通过父母的官位形成了干部子弟们的小圈子，甚至还分成普通干部子弟和高干子弟的不同圈子。之所以干部子弟们会有这样强烈的“门阀”意识，当然也与当局的宣传有关。自从1962年开始，中共就在毛泽东的发动下又展开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在1964年，毛泽东又多次谈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一年6月8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八天以后，毛泽东又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再次谈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表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在这之后，毛泽东这种“培养接班人”的说法便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了开来。对于干部子弟们来说，毛泽东所提到的“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以及希望年轻人拿到干部岗位的这些说法，更是让他们浮想联翩，认为他们可以接自己父母的班。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子弟们的特权意识便比以往变得更加强烈了起来。
另一方面，在拥有着强烈的特权意识的同时，干部子弟们也在使用一整套共产党式的阶级斗争理论看待着世界。曾担任北京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宣传部长的秦晓，这样回忆过他当时就读的北京四中的情形，说道：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就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可见，当时有高干子弟们认为，学校里有所谓“出身不好”的老师们没有重点栽培干部子弟，而是“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这就是阶级斗争在学校里的反映。因此，学校里就有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的必要。那么，他们这种看法是不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呢？
二、文革前夜学校中的情形
文革史学者杨继绳在他所著的文革通史专著《天地翻覆》中，有过这样一段介绍和分析，表示：
“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要考分高，也可以上清华大学。一些重点中学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其中主要是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在这些重点中学，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自然就有分明的界线。干部子弟有家庭出身优越感，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有学习成绩的优越感，看不起学习成绩不好的干部子弟。作为老师，通常是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杨继绳的书中也谈到，其实一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进入清华大学和重点中学，实际上也来自大跃进之后中共的政策整体有所缓和这一前提。而在1963年之后，随着中共的政策迅速地重新变得激烈，教育层面的路线也就向“唯成分论”转化了。从1964年秋天开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几所中学的干部子弟发动了一场名叫“四、六、八学潮”的运动。这场学潮的名字虽然听上去和邓时代的“八六学潮”有些相似，但诉求却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在“四、六、八学潮”中，干部子弟们做的相当高调的一件事，是在1964年12月20日向中宣部长陆定一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上书（讽刺的是，这两个人也是文革开始时被毛泽东拿来“祭旗”的人）。当时，北京四中的六名高干子弟在信里面这样写道：
“一、我校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
“二、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会的干部出身都不好。
“三、在学生中存在不少反动思想，学校对此不闻不问，大加掩饰。但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却采取高压政策。党支部不让搞阶级斗争，还决定：不许大鸣大放！不许贴大字报。
“我们希望上级能派工作组下来，把我校的问题彻底搞一下。”
上书的六个人，分别叫做杨东胜、宋扬之、苏承德、钱乐军、李安东和宋克荒。其中，杨东胜、宋扬之、苏承德、宋克荒四个人在签名的时候，还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分别加上了“杨成武子”、“ 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苏振华子”、“宋任穷子”等字样，赤裸裸地宣布着他们作为高干子弟的身份。而把这封书信递交给陆定一和彭真的人，更分别是陆定一的儿子陆健健和彭真的儿子傅洋。可以说，这完全是共产党干部子弟通过“圈内”的渠道递交的书信，内容也在赤裸裸地展示高干子弟们的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的歧视，并认为已经享有诸多特权的高干子弟们的处境依然不能令他们满意，还需要“搞阶级斗争”。可以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封书信展现的是一群学生在对抗校领导、党支部，但实际上却是干部子弟们在不加掩饰地寻求扩大自己的特权、是在寻求加剧极权主义体制下已经极其严重的不平等。杨继绳的文革通史著作《天地翻覆》引用了北京四中一位老师的回忆，表示：
“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优越感，或者说有一种特殊责任感，他们觉得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是他们的，自认为根红苗正，对毛主席感情最深，对革命责任感最强。所以，这些人就按照当时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睁大了眼睛观察学校阶级斗争动向，认为四中的领导干部都烂了。”
三、疯狂与“理性”的奇怪统一
理解了高干子弟们这样的心理，事实上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在文革一开始时，最先掀起并主导红卫兵运动的都是中共干部的子弟，为什么最为残忍地发起暴力杀戮活动的人实际上也是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对校领导和老师有着那种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强烈深仇大恨。这些自认为应该是红色中国接班人的权贵子弟们，尽管享受着父母身份为他们带来的诸多特权，但他们仍然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学校和老师们看重所谓“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更好的同学，令他们完全无法忍受。他们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这就意味着校方、老师和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们在对他们进行着“阶级压迫”，而他们则需要展开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继承红色江山。在他们看来，确保由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干部子弟继承红色江山，实际上就意味着所谓政治路线、阶级路线的正确，就表明所谓的“修正主义”不会上台。也就是说，实现他们所认定的“革命理想”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就是实行红色权贵的世袭制，维护并进一步强化他们所拥有的特权。
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绝不能仅仅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原因简单地定义成当时的学生们“都疯了”。就算在疯狂的政治洗脑之下，人们依然会保持着一定的本能和为自身谋利的行为逻辑，这些干部子弟们的思想就是一例。一方面，他们用着极端的政治理论分析着他们所处的环境，看上去显得非常疯狂。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竭尽全力地试图维护和扩大自己父母带来的特权，看上去又显得很“理性”。事实上，可以说绝大部分卷入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人，都有着这种既疯狂又“理性”的矛盾特点。这也提醒我们，在分析文革历史时，我们绝不能用简化的“人们都疯了”这样一种说法，去解释当时人们的种种疯狂行为。只有更深一步地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对文革的历史有更全面的认知。
总而言之，随着文革的正式发动，这些干部子弟们可以说是拿到了一把“尚方宝剑”。现在，他们就要运用这场政治运动，来为他们父母打下的那个所谓的“红色江山”而战了。下一讲，我们就会正式开始讲述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兴起过程。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