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文革”与“揭批查”、“清理三种人”运动中，谁在施暴？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会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接着谈一谈在所谓“十年文革”当中，大规模杀人、迫害人的都是谁这样一个问题。
如我在此前反复提到的，我个人并不赞同“十年文革”这种说法，而是另有一种对那十年的历史分期法，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期，也就是1966年5月—1968年7月的“两年文革”，1968年7月—1974年1月的“间歇期”和1974年1月—1976年10月的“第二次文革”。在上一讲里面，我谈到了“两年文革”和“间歇期”当中，谁是主要施暴者的问题，并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在这一期间，大规模杀人、迫害人的主体，是中国当局的军队、警察、干部、民兵和官办色彩浓厚的保派“群众组织”，他们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受害者则是造反派、“黑五类”和许多普通的老百姓。与此同时，在“两年文革”期间，造反派在部分阶段也进行了暴力行为，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暴力程度要远远更弱。
第二，“两年文革”后期和“间歇期”，则是中国当局的国家机器进行大规模体制化屠杀、迫害的时期，这种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了文革武斗。
实际上，在之后的“第二次文革”期间，尽管暴力的程度比之前要弱，但主要的杀人行凶者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仍然没有变的。在“第二次文革”期间的重要事件，首先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随着造反派在这一年又一次活跃，有的地方重新爆发了规模不小的武斗。可以说，这一年保造双方都进行了暴力活动，但在烈度上要比“两年文革”期间小得多。造反派在这一年能够掀起的波澜，也比此前的“两年文革”要小很多。
接下来的1975年，是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以“整顿”为名义恢复社会秩序的一年。邓小平“整顿”的一个重点，是恢复铁路系统的有效运作，并为此对组织造反派、进行武斗的人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镇压。在这一年3—4月间以“派性严重”的名义批斗了上万人、逮捕了2000多人、枪毙了上百人。不过，这次镇压和此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比起来，规模要小得多。
再接下来的1976年，造反派借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了最后的攻势，但他们这一次掀起的波澜，比1974年还要小。事实上，这一年的主流民意已经抛弃了毛式政治路线，200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争的“四五运动”就是明证。而“四五运动”的结局，则是遭到当局军警和民兵的镇压。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的“十年文革”结束后，实际上又发生了一场当局的大规模暴力镇压活动，而这一场运动在中国官方的叙事中被提及得不多，这就是发生在1976年10月—1978年12月之间的“揭批查”运动。在华国锋和老干部们发动怀仁堂政变逮捕中共中央的毛派，以及上海的毛派投降后，华国锋和老干部们使用当局的党政权力机器对基层造反派势力进行了一场大清洗，这就是“揭批查”运动。对于这场运动，一些毛派人士会描述为比“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还要惨烈的大屠杀，这当然不是事实。不过，它的规模仍然是很大的。在造反派势力较大的上海、河南、云南，“揭批查”运动进行的程度可以说相当惨烈。例如，仅仅在云南，这次运动就使150多万人受到审查、批斗；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等处理，5万多人被捕判刑入狱，2人被判处死刑，1000多人被打死、逼死（参见《云南揭批查特困弱势群体十三年维权情况总结》一文）。总的来说，这次当局的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数以万计的规模。1982—1987年间，当局又发动了进一步清洗造反派势力的“清理三种人”运动，一些保派人士也在这次运动中难逃卸磨杀驴的命运。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也有数十万人遭到整肃。
总体而言，“第二次文革”以及之后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期间，虽然暴力的程度不如“两年文革”和“间歇期”，但中国当局仍然是主要的施暴者和大规模杀人凶手。除此之外，在这一期间，中国当局对于思想犯的迫害也在持续进行，1976年被当局枪杀的吉林青年工人史云峰、1977年被当局枪杀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员工王申酉，都属于因言获罪、被当局处死的典型案例。
二、“十年文革”当中残酷的种族屠杀
除此之外，中国当局在“十年文革”期间还进行了一种极度残酷的大屠杀，就是对于蒙古族和藏人的残酷屠戮。这种屠杀，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种族屠杀。对蒙古族进行的大屠杀，就是1968—1969年间由来自军队的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发动的“内人党”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是由当局组织的军队、工人和民兵，这些人组成的军宣队、工宣队和贫宣队以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残暴手段，对大批蒙古族牧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虐杀，其中的种种酷刑和性暴力行为令人发指。根据中国当局在1980年公布的数字，这场大屠杀导致16222人被杀、87188人严重伤残。内蒙古大学学者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一书则认为，有2.79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不过，以上两组数据，都存在着低估的问题。根据民间上访的受害者寡妇们的统计数据，“内人党”大屠杀导致了4万多人的死亡和14万多人的伤残。（关于这次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参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另一场典型的种族屠杀，是中国当局在1969—1970年间对藏人的残酷杀戮。1969年，随着西藏造反派遭到军队的镇压，西藏农村地区的藏人造反派展开了激烈的反抗，对军队展开了袭击。藏人的这次反抗，被中国当局称为“再叛”。之所以称之为“再叛”，是因为他们把藏人在1959年的抗暴起义说成是“叛乱”。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材料，在1969年的反抗中，有藏人提出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口号。而中国当局对藏人的回应，则是派出军队进行了残酷的屠戮，造成大量平民的死亡。在这场大镇压中，仅被判处死刑的人就有295人，而被滥杀的藏人平民则远远超出了这一数字。在抗暴的核心区域之一边坝县，残酷的屠杀造成直到1973年时，当地农村仍然是一片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一位藏人学者描述他当时在边坝县的见闻说：“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有。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了。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这段见闻，转引自唯色：《杀劫》，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三、拒绝碎片化历史，建立对文革史的整全认知
总的来说，在所谓的“十年文革”和此后的“揭批查”、“清理三种人”运动当中，当局组织、策划、实施的暴力行为一直是一种主流。造反派虽然也有暴力行为，但在规模上远远无法与当局相比，而且在残忍程度上也相差很多。
然而，诡异的是，今天的许多人们，只要一提起文革，就会立刻认为“十年文革”当中的一切暴力行为都是“无政府主义暴民”造成的，如同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还会认为“文革十年”是“无政府主义混乱”的十年，而此前、此后由于有共产党理智的领导，民众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会以某种“反贼”的面目出现，认为共产党虽然残暴，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民众就会陷入“文革式”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自相残杀”，因此共产党式的残暴统治乃至一切暴政都是必须的，从而通过宣扬这种奇谈怪论使得这些人变成了一种变相的五毛和中国当局维稳的帮凶。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会形成与事实相去甚远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已经没有了认知。只要提起文革，人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十年文革”，然后又会想到“无政府主义暴民”，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式。而这种思维定式，甚至会影响到经历过文革的人对历史的记忆。文革史研究者周伦佐就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他的一段亲身经历：
“某学院教授华XX，曾是我上大学时《现代文学》课的主讲老师，时任学校中文系党总支书记。90年代某日偶遇，不知怎么涉及到‘文革’话题。他说曾经遭受造反派迫害。我知道他戴过‘右派帽子’，便指出将他打成‘右派’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那时不可能有造反派。他急着解释：打成‘右派’后仍然留校工作，是1966年6月19日‘文革’时造反派将自己开除公职赶下农村的。我说在这个城市，1966年6月不仅没有造反红卫兵，就连官办红卫兵都还没有产生，将他扫地出门的只能是官方工作组。他默然，随之流露出像丢失了手中拐杖一样难受的表情。”（见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田园书屋，2006年）
我在这里无意于为文革造反派“完全翻案”，也并不认为造反派都是一些善男信女。事实上，“造反派”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鱼龙混杂的群体，甚至不好说他们是同一个群体。蒯大富、王洪文这样奉旨造反的人，属于“造反派”的范畴。1969年藏人抗暴领袖赤列曲珍，同样也做过“造反派”。至于王洪文和赤列曲珍，当然不好说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在造反派当中，当然也有不少人有过暴行、进行过迫害人的行为。不过，总的来看，所谓“十年文革”中的大多数暴行并不是造反派、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暴民”和“失去了理智的疯子”的行为，而是当局做的。而许多人在回忆文革的历史时，就算曾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依然会追随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官方叙事，把一切在“十年文革”期间迫害别人、甚至迫害他们自己的人说成是“造反派”——尽管实际上，这里面存在着极多的张冠李戴现象。周伦佐在他的书中甚至表示，这类张冠李戴式的“笑话”，他“从各种身份的人口中听得太多”。
事实上，不少人提倡反思文革时，主张应当主要反思“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暴民行为”，进而会得出“人民的民主素质不够”之类的结论。在这其中，许多人又往往会用一些碎片化的记忆，将文革中的行凶者张冠李戴，一如周伦佐的描述。可是，这种反思方向，无疑是模糊了文革中最主要的行凶者的身份。因为正如我们所讲的，文革的主流绝不是什么“群众打干部”。事实上，尽管文革当中的武斗相当惨烈，但这些武斗的惨烈程度又远远不及当局的镇压行为。因此，文革的主流也不是什么“群众打群众”。和中共在文革前、文革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文革的主要特征也是“干部打群众”。只有摆脱碎片化认识文革的习惯、摆脱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框架，建立起对文革历史的整全认知，我们才能真正地回答什么是文革、我们应不应该对文革进行反思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