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出工作组的过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文革初期成为政治批判对象的“三家村”是怎么回事。在今天的这一讲当中，我们会继续顺着时间顺序，来讲文革运动蔓延的情况。
在这之前，我们谈到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也就是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经过，一直到北京大学所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推出过程。到了1966年6月上旬，文革运动可以说已经在学校中被点燃了，而且这场运动的大火即将会烧得更旺。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当时中共高层几个重要人物的动向。当时，毛泽东正身处南方，故意放任着北京的局势展开发展。面对正在不断延烧的文革运动，在北京实际处理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则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决策。这样，毛泽东的最主要攻击目标刘少奇就陷入了一种相当危险的政治境地中：由于毛泽东正在观察着刘少奇的一举一动，从而为彻底打倒刘少奇寻找更多机会，此时的刘少奇其实无论做什么都只能加速他自己在政治上的灭亡。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却暂时没有进行政治表态，只是放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自己去进行判断。在这样的一种毛刘关系里，毛泽东像极了在准备捕猎时，正一言不发地注视着猎物的猎人，刘少奇则成为了一只进入陷阱当中的猎物。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刘少奇也绝不是单纯善良的无辜之辈。实际上，对于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刘少奇有他自己的所谓“独特贡献”。
从长距离的时间线来说，没有刘少奇，就不会有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那种教主一样的地位。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正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进行了首次的系统性阐述，而毛泽东思想也在这场会议上第一次成为了中共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始作俑者”之一。我们也在此前讲过，在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中，刘少奇也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血腥“贡献”。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四清运动用残酷的所谓“群众专政”手段整死了数以万计的人。而刘少奇本人实际上就是搞这种政治迫害和屠杀的老手，早在1947年的晋绥土改时他就大规模地做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式的“群众专政”实际上依然和毛泽东式的“群众专政”有所区别。毛泽东式的“群众专政”带有更加无序、更加所谓“放手发动群众”的特点，喜欢绕开中共已有的那种层层命令式俄体制自行其事。刘少奇式的“群众专政”则显得更加“有序”，更多地依赖中共已有的党组织展开，更像一种带有“群众专政”元素的苏联大清洗。他们两人的不同特点，实际上加速了刘少奇的政治死亡。
按照中共已往展开政治运动的惯例，每当政治运动展开时，中共都会经过由上到下的党组织系统向各地、各单位派出工作队或工作组主导运动，从土改到四清都是这样。早在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就已经决定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指导文革运动的展开。其中，率领《人民日报》工作组的人是中共高层要员陈伯达，率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人则是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承先。到6月4日，随着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倒台，新一届北京市委又向北大之外的各个学校派出了工作组。这样，最早期的文革运动的主导权，事实上就落入了中共高层派出的工作组手中。当时，整个北京被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人数超过了一万人。
二、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是否真的 "被蒙在鼓里"?
那么，工作组进驻这些单位和学校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在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向当时新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雪峰提出了在学校中开展文革运动的八点要求，分别是：
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诬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根据李雪峰的回忆，在听到刘少奇的这八条要求后，李雪峰说：“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此外，刘少奇还在这次会上表达了彻底抛弃彭真的态度，对李雪峰说道：“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见师东兵：《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冷酷无情，由此可见一斑。
从刘少奇对李雪峰提出的八条要求来看，实际上刘少奇并不希望展开那种“放手发动群众”的毛式政治斗争，而是希望文革运动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像反右运动那样“有序”地展开。希望采取这样一种政治运动形式，可以说是当时大部分中共干部的普遍想法，而刘少奇的决策正代表了他们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少奇一开始决定派出工作组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反对。当时，正身处杭州的毛泽东并没有被“蒙在鼓里”，中共中央所做的各种决策是要向他汇报的，因此他是知道派工作组这件事的。而且，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决定也是毛泽东批准的。对于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这件事，毛泽东还批示了五个字：“同意这样做。”因此可以说，虽然派出工作组的决定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做出的，但也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毛泽东事实上也是派出工作组的人之一。
到了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在这个时间节点，工作组已经基本被派了出去。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他们在杭州讨论了关于文革的问题，但并没有专门讨论是否派出工作组问题。不过，毛泽东曾在议论中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由以上的这些事实来看，对于是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其实采取了一种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同意刘少奇等人派出工作组，另一方面又在不专门讨论是否派出工作组的情况下，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给是否派工作组的问题留下了一种解释空间。但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也从没有说过“不许派工作组”。不过，在工作组已经基本派出的情况下，刘少奇依然在试图“紧跟”毛泽东。1966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表示：“（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去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他甚至说："工作组派下去被人赶回，证明它不行么！乱就好么！”（参见黄峥：《关于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有关史料》）
三、工作组展现 "威力"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工作组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它的威力。根据杨继绳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的记录，在1966年6月10号这天，“北京中央财经学院金融系10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还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和工作组说这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10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强迫批评工作组的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要他们交代‘反党纲领’。还组织群众不分昼夜地对他们围攻、斗争、声讨、示威。”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在6月13日出现的集会，以及在6月16日发生的驱赶反工作组事件，则分别被定性成了“反革命集会”和“小匈牙利事件”。
接着，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618事件”。根据亲历此事的周国平的回忆，事情的经过是：“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见周国平：《北大618事件，被人的丑恶所震惊》）
从周国平的回忆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相当微妙的事实，就是在618事件当中，北大哲学系和北大其它部分的斗争目标有所不同。北大哲学系学生斗的是在社教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中被划成右派的人，北大学校和其它系中的被斗争对象则是“当权派”。而北大哲学系的当红人物，正是在当时以比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和北大校方更左的面目出现的、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及和她一同创作这份大字报的六名哲学系教师。可以说，文革当中出现的两种攻击方向，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一种是试图打击已经被中共划成政治贱民的人，一种则是冲击文革前的中共体制中掌握了更多权力和资源的人。
不过，尽管“618事件”中存在着不同的攻击方向，但作为一场绕开工作组展开的行动，整个“618事件”在刘少奇看来都实属“大逆不道”。很快，他就将展开更进一步的动作，让工作组展开激烈的“二次反右”。
感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