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620批示：刘少奇展开二次反右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文革爆发之后，中共高层向北京的各所学校、各单位派出工作组的情形。早在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就决定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从而指导文革运动的展开。到6月4日，随着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倒台和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北京市委建立，北京市委又向其它高校派出了工作组。在进驻各高校后，工作组按照反右运动的方式展开工作，把反对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反党”、“反革命”。而在6月18日，北京大学则发生了学生不顾工作组，自行在校园内展开揪斗活动的618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组即将发动还击了。
需要指出的是，派遣工作组绝不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擅作主张，而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当时，毛泽东尽管没有呆在风暴的中心北京，而是身处南方的杭州，但中共中央的决策都是需要向毛泽东汇报的，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也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在这时采取了他惯用的手段，就是不表达非常明确的态度，而是展现出一种打太极式的模棱两可姿态。因此，尽管他一方面支持派出工作组，另一方面又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达杭州向他汇报工作时，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种两可的模糊态度，给他自己争取了十足的战略主动权。无论刘少奇派工作组还是不派，毛泽东都可以表示刘少奇反对了他，进而向刘少奇发动新的攻击。到这时候，尽管刘少奇还在试图“紧跟”毛泽东，但他在政治上其实已经死亡了。不过，在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之前，刘少奇仍会按照他熟悉的政治模式行事，那就是用工作组维持中共党组织控制下的秩序，用二次反右的镇压手段尽可能地在各高校中制造“稳定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北大618事件远更残酷的、由中共的体制主导的暴力迫害就大规模地铺开了。
在北大618事件发生后，北大工作组在当天决定在北大以系为单位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并要在会后进行分组讨论，在19、20、21日组织连续三天的讨论、对照和检讨。接着，在当天晚上，北大工作组召集了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并播放了组长张承先的广播讲话。根据李雪峰的回忆文章，讲话的内容是：“主要讲了工作组要坚决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批评了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是违反党的政策，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揭露了当场被抓住的几个坏人的情况。并要求全体师生员工组织讨论。工作组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北大工作组所反对的，是“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乱批、乱斗干部”的行为，而不是反对对人展开“斗争”。正如李雪峰的回忆文章所说的，“工作组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也就是说，工作组并不反对对人进行迫害，他们只是不喜欢有人绕开他们自行迫害人，希望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展开迫害行为。
接着，北大工作组也向中共中央上交了简报，把这起事件定义成“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刘少奇则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上批语说道：“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6月20号，这份简报被下发，各个工作组就这样拿到了全面展开二次反右的尚方宝剑。刘少奇的这份批示，也因此被叫做“620批示”。
三、工作组展开大规模政治迫害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在北京市委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上，取代了彭真的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大体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进行了讲话。在讲话中，李雪峰说道：“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反革命拦腰一截，把我们的运动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他还表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
（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华夏文摘》，增刊第二五〇期；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华夏文摘》，增刊第二七三期）
李雪峰的这篇杀气腾腾的讲话，被叫做“623讲话”。这篇讲话通过传达刘少奇的意见，奠定了工作组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可以说，在刘少奇看来，挑战工作组，以及派出工作组的北京新市委的权威的人就是“反革命”，就要被抓起来，否则中共的江山就要变色，如同1956年时反对苏联的匈牙利共产政权改革派领导人纳吉那样的人物就要上台。
这样一来，随着北京各高校纷纷传达李雪峰的623讲话，一场从上而下的、由中共党组织主导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就开始了。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中共一旦用它的党组织全力开动起从上而下的政治迫害，就总会体现出一种极高的“效率”。根据北京市文教系统大学组根据24所高校的情况所作的初步统计，仅仅截止到7月13日，就有31877人被划为左派（占总人数的32%），57235人被划为中间派（占总人数的57.9%），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1%）。而根据北京的学生组织在文革期间的统计，当时在北京24所高校内，又有2591名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也就是说，就算根据这份非常不完整的统计，也有上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或者“反革命”。至于工作组对右派数量的估算，实际上比文教系统大学组提供的数据还要大，认为在24所高校中，九成以上的党委属于“三、四类”，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则有六成是“三、四类”。所谓的“三、四类”，是起源自四清运动的一种政治标签。在四清运动中，中共将干部分成了“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这四类。所谓的“三、四类”，就是“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这两种类别。按照中共的一贯政治逻辑，这两种类别的人也都会成为被镇压和清洗的对象。
三、二次反右全盘开动
事实上，就在李雪峰展开623讲话的同一天，刘少奇也对中共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革运动的报告作出了批示，提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中学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在给中南局的批示中，他还提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事实上，就算按照百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在大学生中抓右派，那么也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变成“右派”这种毛时代的政治贱民。更何况，在转发中央文件时，刘少奇还曾经表示要准备打“几十万右派”。
（以上数据，参见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第五章；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当代中国研究》，2006 Issue 3）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事实上，工作组展开这种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地方绝不仅仅只有一个北京。在中共的这种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往往是上面定了一个指标，下面在层层执行时还会“宁左勿右”地加倍、甚至加许多倍地执行，甚至在上面没有定下指标的时候就会“自主地”、“充满创造性”地执行。比如说，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4月25日，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嗅到了文革即将爆发的味道后，就发表讲话说：“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徐海亮：《东湖风云录》，《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在大跃进中饿死无数巴蜀民众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则更是发表了他的名言，说道：“这一次要捉二十万右派。”
在这样大张旗鼓的二次反右之下，工作组将大批的民众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开展了残酷的政治迫害。那么，这些被工作组选定为目标的人都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在下一讲当中，我们就会进行详细的讲述。通过这一讲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中共的党内斗争当中，往往迫害者的和被迫害者都是心狠手辣的人。尽管刘少奇在后来被毛泽东彻底打倒，遭遇了异常悲惨的结局，但实际上刘少奇本人也是一个迫害人的老手。那些被打倒的被迫害者的手下，往往也有成千上万被他迫害饿人的哀鸣。这样的一种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真的可以说是一部巨大的政治绞肉机。身处其中的人们在互相倾轧的同时，也会在被清洗之前作为绞肉机的零件不停地运转、播撒恐怖。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