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次反右的细节：以清华为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毛泽东批准和刘少奇主导的情况下，随着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和学校，一场残酷的“二次反右”开始了。从北京到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被工作组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和“反革命”，沦为了政治迫害的目标。中共的党政系统全力开动了起来，对民众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而这样一种清洗，事实上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展开的。
对于这场“二次反右”，我们在上一讲中通过宏观的视角讲述了它的规模、大致过程，以及中共高层对这一运动的态度。在今天的这一讲中，我们则会以北京清华大学为个案，来给大家展示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清华大学的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书记兼校长名叫蒋南翔。作为一个被当代中国官方高度评价的人士，蒋南翔事实上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有很深的所谓“革命资历”，早早地就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在1932年，蒋南翔考入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在这之后他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之后的许多年里在中共北方局、南方局、东北局都工作过。1952年11月，蒋南翔变成了清华大学一把手，并把一套党化教育的模式在清华园中确立了起来。
很多人都知道，在文革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又红又专”，指的是要求知识分子不但在专业方面要业务熟练，在政治上也要“红”，也就是要积极地跟随中共。而在文革期间，蒋南翔是一个被打倒和遭遇了严重迫害的人。因此，似乎蒋南翔和“又红又专”的口号看上去似乎是没什么关系的。然而，有些“反常识”的是，蒋南翔恰恰就是“又红又专”这个口号的积极提倡者。在文革前的清华，倡导“又红又专”的蒋南翔在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地冲锋在前。比如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中，他把包括副校长钱伟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在内的大批师生打成了“右派”。可以说，文革前的蒋南翔在清华可以说是极左路线的化身。不过，随着文革的到来，他也遇到了“老革命不如新革命”的问题，变成了第一批被攻击的目标。（关于文革前蒋南翔的行为，参见彭小明：《清华蒋南翔模式评述》，中国数字时代，2011年6月15日）
事实上，首先直接对蒋南翔开火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在反右运动当中整了许多人的蒋南翔，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成了“二次反右”的目标。早在1966年6月初，清华大学就出现了批判校党委和蒋南翔的大字报。其中，就读于清华的刘少奇女儿刘涛还曾在一份于6月4日贴出、矛头对准校党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第二天，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七名校内高干子女又贴出了一份名叫《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这些信号都在向人们透露着一个信号，那就是针对清华校党委和蒋南翔的攻击，背后实际上有刘少奇的影子。
对于刘少奇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还有一份旁证，那就是清华大学造反派陈继芳的回忆。历史学者杨继绳曾在他的文章中引用过陈继芳回忆到的这样一件事。陈继芳表示：“有一天，刘涛、贺鹏飞来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楼一个房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个人。那是一次神秘的会议，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一样――一样的通知形式，一样的召开方法，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清华大学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还说：‘前一阶段，大家站稳了立场，你们都是清华的左派，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党中央支持你们！’刘涛说：‘党中央感谢你们！党中央要清华左派组织起来！’她的话使我们激动万分，由于是秘密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低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乔宗淮（乔冠华之子）、胡劲波（胡克实之子）等高干子弟。”（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2001年自印本，第22页，转引自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七七期）
二、蒋南翔为什么会被打倒？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来的是，如此之多的中共大员子弟能够在清华聚在一起开会，不但表示校党委是“修正主义”、说蒋南翔是“黑帮”，还能向与会者表示“党中央支持你们”、“党中央感谢你们”。尽管难以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他们这样说是直接受到了他们家长的指示，但这样的材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基本上透露了这一点。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蒋南翔会被刘少奇打倒呢？事实上，在文革当中，但凡一级的领导面临着被冲击的危险时，往往都会采用丢卒保车的战术，把一部分级别更低的人抛出去。这样做，一可以显示出一种“紧跟革命形势”的姿态，二则可以转移斗争的矛头。在当时，随着彭真已经被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本人的地位也处在了危机当中。因此，刘少奇也需要采取这种丢卒保车的战术了。在这个案例当中，尽管蒋南翔又红又专，但他也逃不掉被刘少奇抛出去的命运。
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的日子，是1966年6月9日。就在这一天，蒋南翔被高教部勒令停职反省，由多达513人组成的工作组也开进了清华大学。尽管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是担任过中国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叶林，但实际上其中还有来头更大的成员。在6月21日这天，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加入了清华大学工作组，成为工作组的顾问。可以说，清华大学工作组就是刘少奇本人政治意志的执行机构。
在工作组入校的时候，蒋南翔实际上已经倒台了。被“停职反省”的他，遭到了持续三天三夜的连续逼供，身体出现了浮肿，这时候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工作组的主要攻击目标，也就成了清华大学的普通师生们。在这个时候，一个文革当中的“风云人物”出场了，他就是蒯大富。
在文革的时候，蒯大富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于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的他，有一个按照中共的话来说“根正苗红”的家庭背景。他的祖父曾经参加过北伐军，父母则在1940年代都入了中共。在清华大学的文革开始后，蒯大富看了学校中的大字报，就站出来表示要跟工作组组长叶林进行公开辩论，并表示要“炮轰”工作组和夺权。在6月16日这天，蒯大富贴出了一张名叫《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而很快，铺天盖地的支持工作组、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就被贴了出来。这样，蒯大富就成为了工作组眼中的刺头。随着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加入工作组，蒯大富更是在实际上变成了刘少奇亲自“铁拳”的对象。
事实上，刘少奇不仅派出了他的太太坐镇清华大学，还曾自己去清华看过大字报。对于要搞“二次反右”的刘少奇来说，蒯大富正是一个很适合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的目标。6月24日这天，工作组专门针对蒯大富召开了一场辩论会。在会上，蒯大富不但不服软，还奚落了工作组的成员。感到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的王光美对此表示：“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第二天，工作组就喊出了“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这样的口号。到了7月3日，工作组更是开始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不再允许他走出宿舍。
三、蒯大富登上历史舞台
那么，蒯大富到底在辩论会上说了什么，能令代表着刘少奇政治意志的王光美，以及清华工作组这么忌惮、反应这么激烈呢？根据蒯大富本人的回忆，那场辩论会的情形是这样的：
“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由此可见，开展“二次反右”的工作组的专横跋扈，确实引起了学生们很大的不满，叶由此给蒯大富挑战工作组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搞“二次反右”的工作组实际上处在激起了众怒的状态上，无法真的能通过辩论的方式把蒯大富压倒。（以上内容，参见蒯大富：《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爱思想网，2013年3月5日）
按照往常人们熟悉的中共政治运动套路，到了这一步，蒯大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扭转自己命运的机会了。等待着他的，将会是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批判，以及五花八门的被罗织的罪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他看上去是肯定“要完了”。然而，文革并不是一场按常理出牌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也不是按常理出牌的。很快，毛泽东的一个出人意料的行为，就使整个局势发生了爆炸性的转变，一切东西看上去都颠倒了过来。
毛泽东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他在武汉跑到长江里游泳了。
但是，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又和蒯大富的遭遇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时间关系，这些疑问，我们只能放到下一讲来解答了。
好了，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