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才是合理的大清洗、文革历史叙事体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文革和大清洗的对比问题。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大清洗和文革的一大共同点，就在于这两次政治运动实际上的主要受害者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然而，在今天人们更为常见的认知当中，这两场政治运动看上去是主要针对苏共及中共党内的干部们的。人们在讲述这两场政治运动有多么残酷的时候，往往也会更倾向于罗列各种干部、将领的各种遭遇。至于那些死亡数量更多、死亡情况更惨烈的平民们，在这种叙事中却往往沦为了一种背景板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占据过叙事的中心。
然而，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发觉到，这样的叙事体系是相当不合理的。如果说，那些在大清洗和文革中被打击、丢掉性命的苏共、中共将领和干部们是人，难道那些死去的平民就不是人吗？每个人的生命，不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吗？更何况，那些被斯大林和毛泽东打击的共产党将领和干部们，实际上手上也有大量的血债，许多人在被清洗掉之前都是残害、杀戮民众的急先锋。然而，这些将领和干部们却占据着叙事的中心，甚至成为了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评价政治运动“好”与“坏”的标准——如果一场政治运动没有波及到大量的将领和干部，那么尽管这场运动中也许死了很多平民，甚至死得比大清洗和文革还要多，这场运动依然可能被当成“必要”的，乃至是“好”的。而在这种叙事体系当中，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革最邪恶的地方，也不是杀害了大量的平民，而是打击了大量的共产党将领和干部。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地破除掉人们头脑中这种扭曲的叙事体系呢？讲出那些平民受害者的遭遇，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通过这些人的故事，我们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那些平民受害者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痛苦经历不应该被人们遗忘。今天的人们在谈到大清洗时，往往会对布哈林临死前那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一封信》耳熟能详。当时，即将被斯大林罗织罪名处死的布哈林，向他的妻子口授了这封信，表示自己被加上了不存在的罪名。这封信被布哈林的妻子背诵下来，并在数十年后公布于世。在信中，布哈林说：“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在信中，布哈林还这样说：“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
乍一看上去，这封信可谓是“情真意切”，布哈林也是十分地“圣洁”了。然而，正如在共产极权政党当中时常发生的那样，被人迫害的人，往往也都有大量迫害人的纪录。我们只需要看一看在1928年，布哈林在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共六大时所作的政治报告，就能看出这个问题。在这份报告里，布哈林建议中共军队不应该集中，而应该分散，并说道：“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区域中，还是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本段引文，见于韩泰华：《关于中共六大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二、叙述大清洗历史时，人们更应该关心谁的遭遇？
在许多人的认识当中，布哈林被视为苏共内部的“温和派”。然而，只要我们看一看他的这段发言，就能看出实际上他本人也照样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共产极权分子，公开要求中共军队到处残杀所谓的“土豪劣绅”、并用“吃鸡”来比喻中共军队的打家劫舍。当然，在讲出这段血淋淋的话时，布哈林大概还不会想到，在这之后他这个共产党政权里的螺丝钉也会被共产党自身吞噬。事实上，就在布哈林死前的这封信中，他也对列宁时期杀人如麻的苏联特务部门契卡赞誉有加，并没有认为列宁时期共产党的种种杀戮有什么错误。在信中，他这样说道：“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
然而，与布哈林这样有累累血债的苏共高干相比，大量死于大清洗的民众可并没有这样的血债。他们完全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仅仅因为苏共的一套阶级理论、政治理论或种族理论就被划成了异类，最后失去了生命。在这里，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来自美国历史学家提莫希·斯奈德的钩沉。在他研究斯大林及希特勒在东欧暴政的著作中，曾讲述了一个名叫雅妮娜·尤瑞维兹的波兰裔女孩的故事，这名于大清洗期间居住在列宁格勒的女孩，因为这场政治运动失去了她的许多位亲人。书中这样写道：“在她家的三姊妹中，她排行老三，与大姐玛丽亚感情最好。玛丽亚跟一位叫做斯坦尼斯瓦夫·维格诺斯基的年轻人谈起了恋爱，他们三人常一起出去散步，由雅妮娜充当姐姐的女伴。玛丽亚与斯坦尼斯瓦夫于一九三六年结婚后，鹣鲽情深。一九三七年八月，玛丽亚遭捕，她丈夫似乎知道大事不妙。他说：‘我将与她在地下重逢。’他前往有关单位询问，结果也遭逮捕。九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查抄尤瑞维兹家，没收了所有波兰文书籍，雅妮娜的二姐伊丽莎白也遭逮捕。结果伊丽莎白、玛丽亚与斯坦尼斯瓦夫都遭人在后颈枪击，一枪毙命，埋葬在大型坟冢，连墓碑都没有。雅妮娜的母亲向警方询问他们的下落，跟别人得到同样的一句谎言：两个女儿和她女婿都遭‘判刑十年，且褫夺通讯权利’。因为的确是有人遭处以徒刑，所以大家都被骗了，抱持希望。许多人甚至企盼了几十年。”（提摩希·斯奈德：《血色大地：夹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东欧》第三章）
那么，雅妮娜的亲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如我在之前所说的，在大清洗当中，规模第二大的遇难者群体便是被冠上所谓“波兰间谍”的罪名杀害的人，数量有111091人之多，其中包括大量的波兰裔居民。在苏共炮制的阴谋论叙事里，是“波兰间谍”而不是苏共制造了乌克兰大饥荒。这场政治运动里，苏联的波兰裔居民遇害的可能性，是其他族裔的四十倍。而在雅妮娜所居住的列宁格勒，更是有89%的波兰裔居民遭到了屠杀。在针对所谓“波兰间谍”的大清洗展开后，斯大林曾对叶若夫表示：“干得好！继续深入追查，把那些波兰垃圾都清理掉。除恶务尽，这对苏联有重大贡献。”于是，雅妮娜的大姐、二姐和姐夫，就成了斯大林口中那些被“清理掉”的“波兰垃圾”，他们这些普通人的死则成了“对苏联有重大贡献”的事。
在针对富农的阶级大屠杀中，也有着许多极其悲惨的故事。在苏联境内的许多地方，苏联当局都设置了进行大屠杀的场所，在那里将成千上万的富农秘密处死。一处骇人听闻的屠场，是莫斯科郊区的布托沃。在1937—1938年之间，有多达20761人在那里被处死，而杀了这么多人的凶手人数却更加令人震惊，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12人小组。苏共之所以用这么少的人去杀害这么多人，是因为这种集体屠杀被刻意地笼罩上了保密色彩，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要宣誓保密。而这些凶残的刽子手进行大屠杀的方式则是：“没有人知道判刑的结果，就连受审者也是。刑罚确定后他们只是遭到带走，一开始前往某个像监狱的地方，接着就是由货车载走，或者前往刑场。处决地点要不是特别兴建的，就是经过仔细挑选。他们总是在夜里动手行刑，地点极为隐秘，通常是有隔音墙的地下室房间、噪音可以掩盖枪声的大型建物（例如车库），或是人际杳然的森林里。行刑的人一律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使用纳甘左轮枪下手。两个人从旁抓住犯人手臂，行刑者将他们一枪爆头，‘为了保险起见’往往还会在太阳穴补上一枪。有一份规定是这么写的：‘行刑后必须将尸体安置于预先挖好的坑洞里，仔细掩埋后将坑洞妥善掩藏。’一九三七年进入冬天后，因为地面结冻，所以还得用爆裂物炸出坑洞。”（提摩希·斯奈德：《血色大地：夹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东欧》第二章）
更为悲惨的是，在乌克兰，许多家庭已经在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中失去了很多成员，但仍然没能逃过大清洗的波及。一个名叫汉娜·索伯列夫斯卡的女士在1933年的饥荒中，亲眼看见了她父亲和五名兄弟的死去。那时，她仅剩的一个弟弟约瑟夫曾经“天真”地说道：“这下我们不会死了！”然而，约瑟夫还是没能逃过接下来的屠杀。在大清洗期间的1938年，约瑟夫和汉娜的丈夫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提摩希·斯奈德：《血色大地：夹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东欧》第三章）
三、把“物件”还原成一个个人
上面这些血淋淋的案例中，那些受害者们全都是普通人。无论是那些倒在布托沃秘密刑场中的受难者，还是雅妮娜和汉娜的亲人们，他们都曾有过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曾有过他们爱的人和爱他们的人、都曾有过自己的梦想和希望。但是，他们就那样地被成批地杀死了，被作为斯大林口中的“垃圾”处死了，成为了斯大林制造的那些惊人的死亡人数中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并留下了日夜思念他们、为他们哭泣的亲人。我想，这些人的遭遇，才是我们在讨论大清洗和文革这类政治运动时，首先需要关注的东西。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清洗和文革当中，被残杀的民众在被当局杀害的时候，都遭到了政治上彻底的污名化。例如，富农是被作为“阶级敌人”遭到苏共处死的。被苏共根据令人匪夷所思的阴谋论横加指责为“波兰间谍”惨遭杀害的人们，则直接被斯大林说成是应该被“清理掉”的“垃圾”。无独有偶，在文革当中杀人最为惨烈的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更是有多达七位数的人惨遭杀戮。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眼中，在当时的苏共和中共眼中，这些被杀害的人们都被当成了一种不需要的物件“清理掉”了。这样的一种论述，我们在2019年的香港当局镇压反送中抗争时也能看到。当时，就曾有警方人士把遭到警察暴力攻击的抗争者说成是“黄色物件”（yellow object）。极权主义者对人类尊严以及人类生命的极端漠视，在此展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只有将一个个极权主义者眼中没有名字的“物件”还原成有血有肉、有名字、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我们才能真正地打破极权主义者为人们构筑的楚门世界。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