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止人们阅览图书：极权主义者的常见行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回顾文革系列节目。
在讲述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首先谈一谈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近日，随着中国学校新学期的到来，山东青岛各学校的学生家长们都在微信上收到了学校的通知，表示接到上级文件，部分书籍不再适合学生阅读，并提出“如果家中有类似书籍，不要再让孩子读，也不要再带到学校来，请家长注意整理以下图书，并进行封存。”
被列入“禁书”书单的书籍，包括学者易中天解读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庄子》《周易》及讲禅宗的书籍，作家龙应台、漫画家郭竞雄的所有作品，以及一些畅销书和历史绘本著作。消息传出后，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人表示，就连龙应台的书都被禁了令人感到吃惊，因为龙应台在某些方面和当今中国的执政者思路一致，都是“主张统一，承认一个中国”的。（《青岛收紧学生读物 易中天、龙应台也在被禁之列》，自由亚洲，2022年8月29日）
事实上，从多个信息来源可以得知的是，青岛禁止学生阅读部分书籍的行为并不是个案，而应当是一个中国当局“全国一盘棋”的行动，因为也有其它地方的学校正在对图书进行清理整顿。这种针对文化的攻击，可以说是极权主义政权经常进行的行为。无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曾出现过大量针对文化的冲击，以及对文化的毁灭。
不过，在毁灭文化的方法上，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革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可以说两者“各有特点”。斯大林的文化毁灭，往往带有一种冷酷的计划式色彩。例如大清洗期间，为了毁灭乌克兰的民族文化，斯大林曾下令逮捕、枪杀了大批乌克兰民间盲人歌手，使乌克兰民族文化遭受重创。到了1940年代，由于乌克兰民间盲人歌手几乎被灭绝，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也就消失了。
然而，在对文化进行冲击时，毛泽东的文革所采用的手法往往却会更加“戏剧性”，也会时常显得更加极端。例如，在对书籍的查禁方面，文革时期可谓是“登峰造极”，尤其以1966—1968年的“两年文革”时期为最烈。当时，“一切与‘文革’意识形态相悖的文艺作品都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封杀。‘文革’时期，中国的整个出版业，万马齐喑……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及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样板戏’图书、个别政治文学作品、政治读物（‘两报一刊’社论等）和部分通俗科技书籍出版外，其他图书的出版可谓寥寥无几。”（参见莫伟鸣、何琼：《‘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载于中国刊物《党史博览》，2014年01期）
二、砸毁古迹的疯狂历史记忆就在人们身边
除了大规模禁止人们阅览图书之外，在“两年文革”期间另一项针对文化的攻击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那就是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一组被不少文革史著作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北京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被以文革的名义毁掉，其中绝大部分都毁于1966年8—9月间癫狂的“恐怖的红八月”。由于人们对于北京文物的毁灭情形已经论述得太多，我在这一讲里面就不打算多谈了。在这里，我想谈一处被人们关注得较少的文物毁灭事件，那就是1966年8月25日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毁灭。
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位于一德路，原为清两广总督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经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专门拨款，教堂于1863年在总督署废墟上奠基。当时，教廷任命的两广教区宗座牧监明稽章专从罗马、耶路撒冷各运来泥土一斤，在教堂东西墙角分别刻下“JERUSALEM 1863”、“ROME 1863”字样。1888年，教堂竣工。它坐北朝南，高三层58.5米、占地6000多平米，平面呈十字型，装饰着美轮美奂的彩色玻璃。教堂底层开有三个尖拱券门，二楼当中有个精美的圆形玫瑰窗，三楼则耸立着庄严的尖顶八角形钟楼，内有四口从法国运来的大铜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堂建造工程是由广东本土的工匠蔡孝（揭西客家人）指挥完成的。蔡孝自二十几岁起就投入工程中，一直到五十岁才完工，为之倾尽了半生心血。经他提议，教堂楼顶的出水口采用粤式狮子造型，大门也刻上了本土风格的木雕。这座融合了粤式建筑和西式建筑特色的教堂，可以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不但是东亚大陆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也是全球四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之一。要知道，另外三座可是大名鼎鼎的巴黎圣母院、西敏寺和科隆大教堂。1966年8月25日，一切都毁灭了。根据一位学者的记载，当时的情形是：
“红卫兵把从教堂里搜出来的书籍、衣物、宗教器皿和画册，堆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上，放火焚烧。在教堂哥特式建筑的巨大窗口上，原装的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被砸得稀烂，碎片散落一地。唱诗台上的脚风琴也被大卸八块。红卫兵们把神职人员押到空地上斗争，逼他们跪在烧书和物资的火堆前。焚烧后的纸灰漫天飞舞，直冲云霄。”
大破坏过去后，精美的教堂被变为垃圾站，直到1979年才重新开放。
石室圣心大教堂并不是当时广州唯一被毁的文物古迹。那时候的广州城，陷入了一片癫狂的红色浪潮中。根据这位学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记载：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到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和部分群众一声呐喊，先后扫荡了教堂、寺庙49处，包括历史悠久的天主教石室教堂、光孝堂、寺贝通津教堂；佛教的六榕寺、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道教三元宫；伊斯兰教怀圣寺等。市内多处历史文物遭到破坏：海幢寺的四大金刚被毁坏；华林寺的五百罗汉被捣碎；伊斯兰教的“先贤古墓”被铲了一半；全市的‘封建迷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各种神品付之一炬。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也不能避过尘世的浊浪，一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的关押，还俗的还俗，落得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以上两段引文，见叶曙明：《广州破四旧狂潮（上）》，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历史现场”，2016年8月25日）
以上两段引文所描述的，正是处在“恐怖的红八月”的癫狂之中的广州情形。在由中共官二代们控制的老红卫兵主导的“恐怖的红八月”中，上述的癫狂景象不仅仅只发生在北京和广州，也发生在被文革狂潮席卷的每一个地方。尽管不少文革通史作品在描述这一段历史时，会将重点放在北京。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文革记忆就存在于许许多多普通人各自的家乡、各自生活的地方，等待着各位听众去寻找和发掘。
三、焚书后是人们的死去
事实上，就算在一些小型城镇，这类大规模破坏活动也进行得一点都不含糊。一位在文革时居住在一座小镇上的历史记录者，记载了他当时看到的癫狂景象。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道：
“我所居住小镇的南头，有一座保存了几百年的石牌坊，据说是小镇赵姓所立，称为‘赵家牌坊’。牌坊上雕有各种小动物和各种花卉草木，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图像，两边蹲着两尊石狮子。从枣阳到我住的小镇，要经过这座牌坊，人们看到这牌坊，立刻会感到小镇的古朴、深沉与厚重。
“有天早上，还没起床，突然听到哨子声，还有许多人整齐的号子声。赶紧起床看个究竟。原来是扒这座牌坊，说它是封资修。用绳子绑在上面的石头上，众人在指挥下用力拉绳子，一会儿的工夫，这座矗立了几百年、凝聚了丰富文化内涵的牌坊就销声匿迹了。
“扒了牌坊，还嫌不过瘾，这帮人就又敲着锣鼓家什，扒每家每户的屋脊。
“那时候的房子，多是‘解放前’修建的，都带有清朝建筑的风格，屋脊上雕着动物图案，如、龙头、虎头、狮头等，龙头或者狮头伸得又高又远，配上彩色的描绘，活灵活现的，很是漂亮。这些人就爬到房顶上，把屋脊上的‘龙头’、‘凤头’、‘虎头’统统敲下来，扔在地上，留下的是残缺难看的龙身、凤身和虎身。”
而在这一类行动中，还有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行为，是对书籍的大规模焚毁。这篇文章的作者这样写道：
“首先是收书、烧书。学校和生产大队都召开大会，要收藏的所谓“古书”都上交。过期不交，‘后果自负’。
“于是，许多人都把自己祖传下来的书，或者是辛辛苦苦购买、收集的书拿出来上交了，生怕交晚了被找麻烦。当时我们还很小，也知道不上交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也把自己那几本心爱的连环画上交了。当然，也有一些胆子大的人，冒着风险保存了一些旧书。
“一次，在开完全校师生大会后，这些上交的书籍和学校保存的所谓封资修的图书都拿出来堆放在操场上。主持大会的造反派指着这堆书说：今天，我们要告别一个旧时代，让这些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见阎王去。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今后，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毛泽东思想统率灵魂，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言毕，他就往书堆里泼上事先准备好的煤油，然后点燃。这堆书燃起的熊熊大火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书，随着缕缕青烟和袅袅飘飞的灰片，永远告别了这个荒唐的时代。”（以上引文，来自姜敬峰：《焚书坑‘孺’》，共识网，2015年6月11日）
我们姑且先不论这位作者很可能在行文当中有意无意地错置了焚书行动的实行者，因为进行这种行动的人更有可能是主导“恐怖的红八月”的老红卫兵，也就是在文革中被视为“保皇派”的人。不过，这里面的细节描述却足以使人身临其境，体会到那种癫狂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记录当中，在焚书之后不久，当地就开始杀人了，“打死、整死了许许多多的人”。正如在北京、在许多大城市一样，破坏古迹、焚烧书籍也与对所谓“出身不好”的市民的大屠杀相伴随，同属一个系列的行为。
而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2019年10月，中国教育部就已经发布过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清理图书馆当中的“非法”以及“不适宜”图书。被指为“非法”的图书，被扣上了“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污蔑、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英模人物”这一类的罪名。被指为“不适宜”的图书，被加上的罪名则包括“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宗教教理、教义和教规”等等。（见中国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标准（试行）》）尽管今时今日，中国的政局与文革前夜并不能完全等同，但与文革期间一些相似的做法正在逐渐浮现，也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习式的政治路线与毛式的文革相比，并不是完全一样，但毋庸置疑的是，习式政治路线正在对毛泽东的许多做法进行着模仿。在这样的时候，重温文革历史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当极权主义着对文化开战、开始对书籍开战的时候，对人展开大规模的暴力也往往就成了如影随形的事。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