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高棉与张春桥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这一周，发生了一件相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情。9月22日，在柬埔寨的金边，红色高棉目前仅存的前领导人乔森潘被法庭以种族灭绝罪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决。现年91岁的他，曾经在2014年因为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强制驱赶金边居民下乡，被以反人类罪判处终身监禁。而他被认定的反人类罪，则包括了谋杀、奴役、强迫婚姻、强奸、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等。
红色高棉又被叫做“赤柬”，他们在1975—1979年间夺取了柬埔寨的政权，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反人类暴行。红色高棉不但深受毛主义的影响，甚至还可以说是“青出于蓝”。他们认为，城市乃是滋生罪恶的温床，因此需要将城市里的人口都驱赶到农村去。除此之外，他们还发动了极其狂热的社会改造运动，试图把柬埔寨打造成一个没有阶级、取消了社会分工的社会。因此，他们废除了货币、禁止了宗教信仰、解散了家庭，甚至禁止知识和书籍的传播，并重点屠杀拥有知识和一技之长的人。除此之外，红色高棉也集斯大林和毛泽东之大成，发动了赤柬版本的大清洗和大跃进。如此一来，在红色高棉种种疯狂而残忍的暴行下，数以百万计的柬埔寨人或被屠杀、或化为饿殍，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大批牺牲品。而针对他们犯下的这些暴行展开的清算，直到最近这一周才算是告一段落：乔森潘在9月22日被维持无期徒刑原判，是审判红色高棉罪行的特别法庭在解散前的最后一次宣判。
今时今日，红色高棉的罪行可以说已经是人尽皆知了。然而，红色高棉政权还有一个背景，还有不少人并不很清楚，那就是这个政权和毛派之间的关系。
2014年，柬埔寨推出了一部名为《遗失的影片》的电影。这部电影当中，插入了红色高棉时期的纪录片镜头，其中出现了1976年2月张春桥秘密访问柬埔寨的身影。在镜头当中，张春桥和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亲密无间，又是握手，又是一起举杯欢庆。张春桥还曾这样对波尔布特称赞道：“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课。”（见王友琴：《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
可以说，在红色高棉犯下的罪行当中，当然也有毛泽东和张春桥作出的“重大贡献”。事实上，就连红色高棉的宪法，也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张春桥参与起草的。对于张春桥来说，柬埔寨可谓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圣地”，红色高棉已经在那里做到了张春桥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正如我此前所说的，我个人认为，文革实际上有三个，也就是毛泽东及毛派和老干部集团的争斗、社会上毛派人士与“五毛人士”的厮杀、以及民众借中共内讧的机会展开的抗暴运动。作为一个毛派干将以及红色高棉反人类社会蓝图的极力推崇者，张春桥这样的激进毛派对中共老干部们的斗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文革”的一部分，属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部斗争。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文革当中，民间的激进造反派当中，事实上也出现了非常激进的主张。虽然这些人加入造反派的原因，乍一看上去似乎是有一定的反对中共官僚迫害的“合理性”。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思潮实际上在极端程度方面并不亚于张春桥，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在那个时代，所有民间的思想者在表达政治诉求的时候，都会使用毛主义的政治话语，而且我们也很难在民间的原教旨毛派与借中共内讧的机会抗暴的人士之间，划出一条特别明确的界限。但是，这两种思潮还是有所分别的。在讨论文革历史时，我们需要做的一点，是要对这两种思潮，也就是第二个文革和第三个文革作出一定的区分。
我们就以文革中一个知名的激进“异端”组织为题，谈一谈我们要讲的东西吧。
二、“北决扬”：文革“异端”思想中的激进共产主义者
在湖北的文革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大名鼎鼎的“异端”组织，名叫“北决扬”。所谓“北决扬”乃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非常的长，分成“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决派”）和《扬子江评论》这三个部分。而实际上，这三者只是同一个学生读书组织的不同称呼。事实上，“北决扬”的实际成员人数从来没有达到三位数。不过，他们曾在湖北文革史上掀起过一场政治地震。
“北决扬”的成员曾在他们的刊物《扬子江评论》上发表过不少理论文章，阐述他们的政治理论。根据他们的主张，在“一月风暴”之后以“三结合”原则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只是“临时权力机构”。对此，他们称之为必须由“革命群众”消灭的对象。在他们的主张当中，如果要进行政治革命，就需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来建立公社政体。他们不但认为康生、周恩来、张春桥等没有被毛泽东打倒的中共高官，都成为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也认为已经腐化的中国共产党需要由新的政党代替。除此之外，根据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废除常规军”的论述，他们提出了以“人民武装”取代中共军队的主张。在“阶级斗争”的层面，他们则认为1949—1966年间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需要“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从而实现“彻底让工人得到解放”。
不过，和以上的这些论述比起来，“北决扬”还有一套关于农村问题的论述更为值得人们注意。对于当时湖北农村中激进派的政治实践，他们进行了大加赞赏。而这一实践是什么呢？它包括“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
而总的来说，“北决扬”的政治诉求乃是“推翻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建立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以上几段对“北决扬”政治主张的阐述，见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七章《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决扬”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相当地激进，并且对加强农村经济的集体化推崇有加。他们这种对于农村集体生产的热切追求，更是令人不安想到了在那之后红色高棉的一些做法。要知道，红色高棉的做法，正是张春桥所说的“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而这一在张春桥看来中国“本应该做到的”那种“纯化和清洗”如果追踪到源头，正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写下的那篇《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社会蓝图。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在他的《五七指示》里面说了些什么。
在《五七指示》当中，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一个人的社会分工模糊化并趋于消亡的社会蓝图。在这个社会蓝图里面，军民要“永远打成一片”，军人的“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除此之外，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变成这个样子，比如说工人要“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而在文革开始以后，社会上则出现了一段描绘所谓“新型劳动者”的话，叫做“扛起锄头会种田，拿起工具能做工，抓起笔杆会写文章”。在这个社会中，除了作为“老大哥”的毛泽东比其他人要“更平等”外，所有人看上去都十分地“平等”。而在红色高棉的统治之下，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被取消了社会分工的人们，在农村进行着无休止的集体劳动。而在这些看上去十分平等的人们之上，则有一个柬埔寨语叫做“安卡”的“老大哥”。所谓“安卡”，也就是“组织”的意思。在这个组织之下，人们不但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真正的意志，每个人都成为了集体的一部分。在“安卡”的“关怀照料”下，人们据说推翻了旧有的“压迫者”，变得前所未有地平等。但实际上，人们只是平等地一同走向饿死、走向毁灭。
三、“第二个文革”：民间的激进共产主义思潮
如今的我们在回头分析“北决扬”的思想时，需要知道的是，他们乃是一个成员从未达到三位数的激进学生组织。因此，也不能说他们真的有红色高棉那样的能力，能够真的建立出一个经过“纯化和清洗”的社会。然而，他们所描绘的那种社会蓝图如果果然成真，那么它出现的结果恐怕并不会是什么理想社会。从1968年春夏开始，“北决扬”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而且当局的这种镇压行动迅速扩大成了一场大量罗织无辜者的清洗行动，将数以万计的人定为“北决扬”。当局的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从任何意义上来讲当然都是残酷和应当被抨击的。但是，也不能非黑即白地、简单地将“抗暴”的标签贴在“北决扬”的核心成员身上。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可以说展示了“第二个文革”的特点，即民间毛派人士与当局及其支持者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双方，都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强烈拥护者。
事实上，在文革的“异端”思想当中，“北决扬”这样的激进共产主义者并不是个例。在他们之外，还有一批持有相似观点的人，比如上海的全向东、湖南“省无联”的杨小凯等等。毕竟，在那个年代，直接走向抨击毛泽东及整套中共体制的人并不是那么常见。不过，尽管“北决扬”提出了激进的共产主义主张，看上去并不反对毛式的共产主义，但他们还是遭到了毛泽东及干部集团的一致镇压。这是因为，毛泽东虽然号召青年学生们起来造干部的反，却并没有允许他们发出与他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不一样的声音。如果有人违背了他的“战略部署”，那么这样的人无论是不是忠诚的毛主义信奉者，都会变成他的打击对象。虽然“北决扬”以原教旨的毛主义者的身份发表着自身的观点，但他们与文革时的官方论述有所差异的立场，还是足够引起毛泽东本人的忌惮。
那么，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这些被毛泽东联合干部们镇压的激进共产主义者当中，是否有人从此觉醒，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也就是从我们反复讲过的“第二个文革”走向了“第三个文革”，乃至走出文革呢？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存在的。在下一讲当中，我们就会以杨小凯的生平和思想为例子，讲一讲他的故事，和在他的故事中所反映的历史现象。
感谢大家，我们这周就到这里，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