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跃进的终结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大跃进的发动和狂飙。1958年，随着中共在毛泽东的狂想之下确立了所谓的“总路线”，疯狂的大跃进开始了。在中共不切实际的工业、农业生产指标和“宁左勿右”的氛围之下，大量的“高产卫星”到处出现，并导致了粮食的大减产和官方高额征粮，进而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毛泽东“反冒进”敲打的周恩来和刘少奇都配合着毛泽东，邓小平则像反右运动时一样担任着毛泽东的马前卒。整个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如同一台狂暴的杀人机器，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毛泽东一度稍稍后退，大跃进也因此在1958年11月—1959年7月间进入了一段稍微没有那么疯狂的“纠左”时期。但随着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召开，感到“总路线”受到威胁的毛泽东又继续激烈起来，此后中共的路线也变成了“反右”。而与此同时，中共和苏共的关系也走向了决裂，中共即将在国际上摆出一副四面出击的派头。
关于中共和苏共是如何走向决裂的，以及它们的决裂和文革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我们在之后会进行详细的讲解，今天先不做过多的叙述。这一讲中，我们还是延续上一讲内容，谈一谈大跃进是怎么结束的，大跃进的结束又对中共党内的政治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1959年8月，随着庐山会议的结束，中共一方面继续狂热地推行着大跃进，继续饿死大批民众，一方面又展开了一场名为“反右倾运动”的政治运动。要注意的是，这场政治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是一回事。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共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一共划了55万个“右派”。在1959年展开的这场“反右倾运动”，中共的打击对象则既包括中共的干部、党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大量普通民众。在这场运动当中，有300多万名中共党员和干部被划成了“右倾机会分子”，还有数百万知识分子和民众也被带上了“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之类的帽子，遭到政治迫害。被戴上上述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多是一些对大跃进的疯狂有看法、提出过意见、反映过实际情况的人。在这种“劣胜优汰”的机制下，能够给大跃进降温的人被最大限度地封住了嘴巴，愿意把大跃进更为疯狂地继续下去的人才会受到中共体制的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人被饿死了。
终于，在3000多万人饿死的情况下，大跃进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毛泽东也意识到他的大跃进走向了失败。1960年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障农业生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名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加强农业生产、压缩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生产、精简工业企业职工和城市人口。这一八字方针的确立，也标志着大跃进在中共官方层面的结束。不过，饿死人的现象实际上在这之后的1962年依然存在。
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挑战毛泽东
接下来，在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了。这场大会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参加的人包括了中共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到会人数达到了7118人。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叫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为了召开这次会议下发的通知，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因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之工作中间，发生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不正确观点和作风，妨碍著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之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书面报告，报告中不再提及“超英赶美”的事。此外，刘少奇还做了一个口头报告。在报告当中，刘少奇谈到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农业减产这个问题，说道：“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这样表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不少毛派人士一直宣称大跃进期间中国确实遭遇了天灾，因此大跃进饿死人的重要原因乃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天灾。然而，这当然是不值一驳的，因为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大跃进就是彻彻底底的“瞎折腾”，是人祸。因此，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事实上依然是在对中共进行着强力的回护，因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零分天灾，十分人祸”。不过，就算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实际上也已经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了。刘少奇在讲话中所谈到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实际上是毛泽东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在此前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使用过这个比喻，用来表示大跃进的主流是“好的”，表示：“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从总的形势看，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从局部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烂了七八个，但从全局来说，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从某些具体事实看来，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交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但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现在有些人把形势讲得一塌糊涂，无非是一个时期内这也紧张，那也紧张，什么人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神州不会陆沉，天也不会掉下来。”
毛泽东的这种比喻，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诡辩术。通过这种诡辩术，任何惨绝人寰的事情看上去都可以用“算指头”的办法被“辩证”成“有好的地方”。更何况，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却只有“一个指头”。而刘少奇却在讲话中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喻已经不能到处套用了，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抨击了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一讲话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刘少奇在报告中，还在谈及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的时候用了这样的比喻：“两者的关系，可能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是彻底在跟毛泽东的比喻唱对台戏了。
三、马屁界的翘楚：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
不过，在这场会议上，一个此前一直在中共党内斗争当中显得相当“佛系”的人物突然蹿升了起来。在会上，这个人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大家请听一听，上述的这些话是何等地肉麻啊！可以说，如果举办一场“20世纪知名拍马屁言论大赛”的话，这段言论的创作者是一定能在大赛当中拿到奖的。而发出这段言论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此前的中共党内斗争当中显得相当“佛系”的林彪。
实际上，在此前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就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展现过他“惊世骇俗”的“马屁功”。在那次会议上，林彪在抨击彭德怀时这样说道：“他虽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他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由此可见，在拍马屁的能力方面，林彪在那时的中共高层内部，也可谓是“一骑绝尘”，“水平”远在其他人之上。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地，在七千人大会上听了林彪肉麻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兴致高涨，表示：“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
事实上，从这时开始，林彪和毛泽东就进入了一种奇特的“互相吹捧”模式当中。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到文革爆发时，两人的这种“互吹”都会不断层层加码，并达到肉麻、荒诞、搞笑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事实上，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毛泽东和林彪已经结成了政治同盟。而毛林的政治同盟，也正是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一同盟的详情是怎么样的呢？
欲知后事，请关注下一期节目。这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