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杀了卞仲耘？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讲述“恐怖的红八月”那一段血腥的历史。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一场惨案。在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第一副校长、最高领导卞仲耘被一群以中共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而这也是血腥的“红八月”中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人。然而，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已经对卞仲耘的被害过程有了可以说充满不少细节的了解，但一个核心问题却依然众说纷纭，那就是究竟具体是哪个干部子弟，哪个、哪些红卫兵应该直接为打死卞仲耘负责？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要谈一谈这个问题。
一个常见的说法认为，时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是杀害卞仲耘的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那就是毛泽东“赐下”的“宋要武”。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在卞仲耘死后的十三天，当时宋彬彬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并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亲手戴上了写着“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标。当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而她如实相告的时候，毛泽东问道“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回答说“是。”毛泽东则表示“要武嘛。”于是，“宋要武”这个名字就流传了开来。
言归正传，让我们看一看宋彬彬本人对卞仲耘事件的说法吧。在卞仲耘死后四十多年，宋彬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讲到了她视角下的卞仲耘事件。在文章里，她是这么说的：
“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这段描述中所说的刘进，是另一名中共高干刘仰峤的女儿。在当时的北师大女附中，刘进和宋彬彬属于同一个派系。在1966年6月文革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北师大女附中，并成立了该校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刘进任是这个代表会的主席，宋彬彬则是四名副主席之一。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接着，在7月30日，工作组撤离了北师大女附中。第二天，学校里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就成立了一个名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组织，刘进、宋彬彬等人的这个“代表会”就成了所谓的“保守派”。在宋彬彬的这段描述中，她表示她对批斗卞仲耘等校领导的事一开始并不知情，而在知情之后，她和刘进等原来那个“代表会”的核心人员反而对殴打、迫害校领导的激进学生进行了劝阻。从宋彬彬的叙述中来看，似乎随着工作组的撤离，她和刘进这些曾被工作组依靠的“前朝元老”已经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
关于卞仲耘的死，宋彬彬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内容：
“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把签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二、卞仲耘事件的罗生门
从这样一段内容来看，根据宋彬彬自己的说法，她非但不是打死卞仲耘的凶手和直接责任人，反而在卞仲耘生命垂危的时候把她送到了医院，为救她的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这篇文章当中，宋彬彬也表示她自己进行了反思和道歉，并说道：
“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以上内容，来自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宋彬彬的语气是相当真诚的，所叙述的卞仲耘遇害经过也是相当地详实。在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和刘进曾公开发表过道歉声明，在其中都没有提到她们自己和卞仲耘之死有直接的关系。刘进的道歉声明表示，她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对卞仲耘等校领导的批斗。宋彬彬的道歉声明则是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因此，在她们的叙述中，她们并非凶手，只是没有有力地阻止别人打死卞仲耘。
然而，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却拒绝了这样的道歉。在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他的声明指出：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王晶垚的声明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从这段话中来看，刘进在卞仲耘事件里的形象和宋彬彬、刘进等人自己的叙述相比，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在王晶垚的叙述中，刘进非但不是试图劝阻别人杀害卞仲耘的人，反而在卞仲耘死后公然表示卞仲耘死了活该。这真可谓是罗生门了。在声明中，王晶垚表示，卞仲耘被害已经四十八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他在声明的最后说道：“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见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法广，2014年1月27日）
三、真相仍然有待发掘
另一方面，文革史学者王友琴曾写过《卞仲耘之死》一文，对卞仲耘事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梳理。在文中，她提到了这样的细节：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
从王友琴的这段文字来看，在卞仲耘死后，宋彬彬是向中共北京市委汇报卞仲耘之死的人，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则告诉宋彬彬等人“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此外，对于卞仲耘之死，更高层的中共领导人则是一言不发。总的来看，宋彬彬究竟是否真如她自己所说，和直接打死卞仲耘并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在极力劝阻他人针对卞仲耘施暴？具体的详情，就只能见仁见智了。可以说，要弄明白卞仲耘事件的真相，仍然有待人们更多的发掘。
事实上，除了被认为和卞仲耘事件有相当大的联系之外，宋彬彬还有一项被人们广泛认定的行为，就是不少人说她在文革中曾亲手打死了七八个人。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谈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1966年8月的北京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屠杀。这将是我们下一讲会谈到的内容。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